资金脱实向虚的核心原因是实体经济利润率偏低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大,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有力支撑。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资金脱实向虚现象,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应针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打好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组合拳,推动我国经济顺利跨越关口、行稳致远。更新经济发展理念。前人创造的有益成果和成功经验,是后人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但应认识到,每种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是有前提的,依据的是彼时彼地的具体条件。时过境迁、条件变化,过去合理的现在不一定合理,过去有效的现在不一定有效。脱离变化了的现实而从书本上找答案,就会陷入教条主义误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突出表现为供给结构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结构,实体经济的供需不匹配,低端供给过剩而高端供给不足。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继续教条地套用旧有理论,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因为同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利润率较低,如果单纯增发货币,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增发的货币不是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增大金融风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面对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适应的矛盾,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更新经济发展理念,以创新性举措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习近平同志指出,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前些年,许多地方把GDP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主要指标,容易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短期经济增速,倾向于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投资,甚至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渠道变相举债。这些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积累金融风险。金融部门的资金流向数据显示,这些年银行业的企业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业,这不利于激发民间发展活力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虽然我们不断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努力确立正确的政绩导向,并大力整顿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一有机会仍有大干快上的冲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让地方政府多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坚决不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更好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创新为经济注入活力,但金融发展不能一味求“新”而弱化监管。在金融创新日益活跃的情况下,只有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活动,才能实现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进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否则,一旦金融创新“野蛮生长”,就会积累金融风险,危害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当前,我国已成为金融大国,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互联网金融创新迭出,有力支持了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金融部门内部融资规模占全社会信用总量的份额过大,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一方面是由于分业监管导致监管标准不统一,一些融资交易没有受到有效监管,过度膨胀;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绕开管制从事“金融创新”活动。解决这些问题,应以统筹协调为核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中央监管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切实落实监管职责。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应加强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又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做到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此外,还应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的统筹协调。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资金脱实向虚的核心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利润率偏低,对资本的吸引力弱;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利润率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会酿成信贷危机,并导致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因此,应大力扭转虚拟经济偏热而实体经济偏冷的现象,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积极稳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调整税制结构,培育地方税源,加强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逐步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通过减税降费、完善营改增等举措,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利润率提高。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需要广大领导干部切实肩负起责任。领导干部应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坚持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做好金融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基层党员、干部应扑下身子抓落实,把上级的指示精神转化为切合本地实际的一项项具体政策措施。(作者为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原题为《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打好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组合拳》)

为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怎么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向何处推进?金融工作会,释放哪些信号

打好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组合拳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刚刚闭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金融业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和任务?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又该如何更好发挥作用?7月15日,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相关专家。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大,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有力支撑。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资金脱实向虚现象,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应针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打好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组合拳,推动我国经济顺利跨越关口、行稳致远。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隐患仍不容忽视

更新经济发展理念。前人创造的有益成果和成功经验,是后人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但应认识到,每种行之有效的做法都是有前提的,依据的是彼时彼地的具体条件。时过境迁、条件变化,过去合理的现在不一定合理,过去有效的现在不一定有效。脱离变化了的现实而从书本上找答案,就会陷入教条主义误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突出表现为供给结构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结构,实体经济的供需不匹配,低端供给过剩而高端供给不足。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继续教条地套用旧有理论,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因为同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利润率较低,如果单纯增发货币,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增发的货币不是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增大金融风险。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面对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适应的矛盾,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更新经济发展理念,以创新性举措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这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将对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和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积聚了一定问题和风险,需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习近平同志指出,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前些年,许多地方把GDP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主要指标,容易使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短期经济增速,倾向于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投资,甚至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渠道变相举债。这些行为扰乱市场秩序,积累金融风险。金融部门的资金流向数据显示,这些年银行业的企业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业,这不利于激发民间发展活力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虽然我们不断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努力确立正确的政绩导向,并大力整顿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一有机会仍有大干快上的冲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让地方政府多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坚决不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更好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创新为经济注入活力,但金融发展不能一味求“新”而弱化监管。在金融创新日益活跃的情况下,只有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活动,才能实现金融健康有序发展,进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否则,一旦金融创新“野蛮生长”,就会积累金融风险,危害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当前,我国已成为金融大国,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互联网金融创新迭出,有力支持了经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金融部门内部融资规模占全社会信用总量的份额过大,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这一方面是由于分业监管导致监管标准不统一,一些融资交易没有受到有效监管,过度膨胀;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金融机构绕开管制从事“金融创新”活动。解决这些问题,应以统筹协调为核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中央监管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切实落实监管职责。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应加强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又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做到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此外,还应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的统筹协调。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金融风险隐患仍不容忽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仇高擎表示,此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深化前期金融风险综合治理的各项举措,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资金脱实向虚的核心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利润率偏低,对资本的吸引力弱;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利润率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会酿成信贷危机,并导致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因此,应大力扭转虚拟经济偏热而实体经济偏冷的现象,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积极稳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调整税制结构,培育地方税源,加强地方税权,理顺税费关系,逐步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体系。通过减税降费、完善营改增等举措,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利润率提高。

“市场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要坚决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要求落实到资本市场层面上,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光大证券首席分析师滕印说。

防止金融资本脱实向虚,需要广大领导干部切实肩负起责任。领导干部应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坚持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做好金融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基层党员、干部应扑下身子抓落实,把上级的指示精神转化为切合本地实际的一项项具体政策措施。

债务风险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当前去杠杆工作稳步推进,今年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但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高杠杆率和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依然存在。

(陈清
作者为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这次会议提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经济下行压力下,高杠杆的风险更容易暴露,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积极稳妥去杠杆,但也不能一刀切。”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利辉认为,去杠杆要坚持分类、精准施策原则,对“僵尸企业”该去坚决去,不能让其占用宝贵金融资源,同时要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盘活存量,优化增量。

董希淼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继续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重点,不断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推进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微观行为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

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在不断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然而,随着金融业规模快速扩张,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实体经济的苗头,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脱实向虚”倾向,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不利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这次会议提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本宗旨,也是金融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所在。”仇高擎表示,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业务发展偏快,金融空转、“脱实向虚”的现象抬头,既不利于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也不利于金融自身的稳健发展,此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利于金融发展“正本清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目前中国总体金融结构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成为制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短板。”滕印认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就要不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要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度,积极发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发展债券市场,为扩大直接融资创造更好条件。

“金融是服务业,需要通过优化资金配置来服务实体经济。”田利辉认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机构要突出主业、强化服务,发挥其固有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资金配置等优势,坚决防止“脱实向虚”,丰富金融产品供给,为实体经济“解渴”,保险机构则应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来源较为稳定的优势,做实体经济的稳定器和助推器。

与此同时,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

董希淼介绍,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金融史表明,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几近摧毁性,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缺陷,金融发展和创新长期“脱实向虚”,脱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脱离实体经济,金融业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早晚要出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离开了实体经济这个根基,金融业就会吞下自我膨胀的恶果,而没有金融业的良好发展,实体经济也会缺乏活力。

坚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手抓”,积极支持资本市场“走出去”

“金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表现。”仇高擎介绍,新常态下推进金融业改革,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框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多层次金融市场制度改革、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健全小微、“三农”、科创金融和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深化金融改革,要坚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手抓’。”董希淼表示,在直接融资领域,要积极推进主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及股权众筹市场建设,协同发展场内和场外、公募和私募、股票、债券和期货等分层有序、功能互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间接融资领域,要着重抓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创新,加快大型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消费者。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在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规经营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我国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趋势加剧,跨界交叉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加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亟须进一步升级。

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

董希淼认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委员会的职能完整,层级更高,金融监管协调将会是其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的职责得到强化。通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加强和提升,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优化金融风险监管覆盖方式,以更好地应对金融机构在综合化经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防范引发全面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有了统一的协调机构,可以有效防止九龙治水、各自为战的局面,防止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有力有效有序地引导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从而借助金融支持来实现中国梦。”
田利辉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度愈加紧密。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金融对接国家战略加强服务的意识也愈显强烈。此次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如何助力深化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董希淼认为,在扩大开放方面,我国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积极支持资本市场“走出去”,扩大金融机构双向开放,鼓励境内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为境外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发展空间。同时,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投资范围,加大企业境内外融资支持力度,加强跨境监管协作,便利符合条件的企业赴境外上市。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