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国际观察:美国减税影响有限中国如何应对?–国际

美国参议院日前以微弱多数票通过税改议案,标志着美国减税计划提速。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减税必将产生外溢效应,对世界和中国经济产生影响。12月7日,全球化智库(CCG)就美国税改话题举办研讨会,邀请中美问题专家共同探讨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政策实质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当地时间2017年12月5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企业主商议税改法案事宜,企业主偕家人出席。视觉中国
图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税改议案减税规模达1.4万亿美元,而美国外债已经达到20万亿美元,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税改将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特朗普期望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或者通过减税激活制造业以后扩大税基,同时,通过个税减少带动居民消费来弥补财政收入的减少。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认为,美国最大的30家跨国公司海外利润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回流美国一定会产生效果,但制造业并不可能全部回流,特别是在华企业短期内还看不到撤离,所以特朗普的期望要打个对折。此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两个任期内推动制造业回归、振兴制造业并没有见到明显效果。个税减少、收入增加会对消费产生带动作用,但考虑到此税改方案主要是富人受益,而富人个税减少对消费影响不大,受益效果也要打折扣。霍建国说,任何单项政策出台都会有负面作用相伴,比较好的宏观政策需要两三个政策相互配套,以冲销掉一些负面因素。同时,减税的效果也不会很快出现,需要一个过程。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个伪命题。企业在哪里投资肯定与利润相关,当然要离重要市场近,全球化布局不等于离开了美国,所以也谈不上回归。美国减税后,企业的投资重点可能会有所转移,但程度有多深有待观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认为,税改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是重点,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分配下,减税后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会加强,不利于美国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回归。美国税改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还有公平性问题,因为按照目前的版本,富人受益更大。对此,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认为,此次税改就是劫贫济富,把利益从底层转移到高层。富人百分之百会从中获益,而且获益非常高,中产阶级从短期来看至少有25%利益是受损的,长期看大部分中产阶级利益都将受损,受害最多的底层民众。寿慧生说,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这是今天美国人焦躁、不安、愤怒的根源,这也是特朗普能够上台、美国民粹主义能够兴起的重要原因。所以,这次的税改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学的考量,因为目标偏失、没有配套制度,寿慧生不看好税改的长短期效果,认为共和党为了对选民负责推出的税改将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会造成加剧贫富差距,也许税改正面效果还没有看到,负面影响却已经在未来推进过程中体现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锋认为,主导这次税改方案的并不是特朗普,共和党在税改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可以说该税改方案是共和党利用特朗普的权利做的一笔交易。美国大幅度降税将导致国际竞争格局变化,使很多国家被迫追随减税,这是国际社会对特朗普税改的普遍担心。对此,霍建国表示,影响是确定存在的,但有多大、有多少国家跟进还要进一步去观察、研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认为,美国开了头,其他国家肯定会跟进。特朗普的减税思路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费降税及“三去一降一补”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要提振竞争力,轻装上阵。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势头,但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要提振内生增长动力需要创新和降成本。谈到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霍建国说,过去5年国务院在减费降税方面出台了不少举措,营改增、提高中小企业起征点,对一些特殊产业减半征税等,这些政策对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关键看执行情况。中国在现有体制下,如果能够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可以大部分抵消美国降税的影响。他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8000元到1万元。何宁认为,
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一些,但中国有其他的一些优势可以抵消此弱势。提升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如果把这些工作做好,是可以应对美国减税影响的,中国不需要急切地马上跟进。周密说,中国与美国在1984年就签定了避免双方征税的协定,该协定对于双方税种的征收是有约定的,涉及到美国的联邦税收,包括不动产所得、营业利润、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独立劳务、政府服务、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等,税改对避免双方征税的协定会产生影响,需要关注。周密认为,看美国税改的影响,不光是利润供给层面,还应该考虑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的影响,后者影响更大。徐洪才说,美国税改将对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向产生巨大的震荡,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大,有韧劲和回旋余地,能够把影响降低,即便如此也必须足够重视,不能麻痹。(原题为《美国税改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人民网北京12月7日电
当地时间12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比49的微弱优势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简化并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二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降到20%,并允许固定资产投资全部计入当年折旧;三是对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给予大幅优惠。7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美国减税的全球影响以及中国应对”研讨会,六位专家学者就美国通过大规模税改展开研讨,解读美国减税的各方影响,以及中国如何积极应对。

(作者为程实、王宇哲、钱智俊,程实为中国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王宇哲为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为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其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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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专家表示,过去5年国务院在减费降税方面出台了不少举措,营改增、提高中小企业起征点,对一些特殊产业减半征税等,这些政策对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关键看执行情况。中国在现有体制下,如果能够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可以大部分抵消美国降税的影响。

资料图片:2013年10月,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屋顶。REUTERS/Jonathan Ernst

不宜过分夸大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全球都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改革的重心有所不同。近日,美国税改方案于参议院通过,大幅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是税改的核心。

当特朗普开始减税,欧盟加大查税力度,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是否会回到美国?专家指出,减税通常应在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税收稳定增长的时期进行。然而,当前美国既不具备里根时代大幅减税的国际背景,亦不具备当时联邦赤字总量不高的财力条件。从历史上看,减税本身一方面可能加剧美国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则可能影响政府的民生保障能力及金融稳定能力。因此,面对美国减税,中国既没必要过度追捧,也没必要亦步亦趋。

我们认为:第一,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来看,制造业有望成为税改的首要受益行业,企业税和海外利润税的降低利于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再平衡,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长期效果有赖于就业、教育等配套政策的支持。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指出,任何一个单项政策的出台都会产生负面作用,好的宏观政策需要多个政策相互配套才能弥补一些负面因素。很显然,美国目前没有形成完善的配套政策。所以不宜过分夸大美国税改的影响。

第二,对家庭减税的作用短期受“涓滴效应”的影响,长期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权衡的结果,高收入阶层始终受益,而低收入阶层长期利益难以保障。

就目前形势来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减税版本存在差异,因此未来减税法案落地还需要参众两院协商一致并再次通过后经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即使在正式生效后,其实际效果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仍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特朗普税改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从内容丰富性上可以与里根的“供给侧理念”相提并论,但搭配的宏观条件更接近小布什采用“需求端思维”时所面临的经济场景。

“美国减税从短期来看会通过吸引资金回流等途径促进美国经济复苏,而长期效果则取决于多种因素,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比如,减税可能提高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其2016年底22.8万亿美元规模的公共负债推至新高。而在某种程度上,税收与发债的作用又是等效的。未来,如果美国出现政党轮替,政府可能再次把税率抬升以偿还债务。”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说。

展望未来,增长中枢、劳动力市场、财政收入、债务约束、货币政策等都会对税改政策路径产生影响,也决定了“拉弗曲线”的相对位置,财政成本如何横、纵向分摊将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潜在挑战。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税改议案减税规模达1.4万亿美元,而美国外债已经达到20万亿美元,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税改将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特朗普期望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或者通过减税激活制造业以后扩大税基,同时,通过个税减少带动居民消费来弥补财政收入的减少。霍建国指出,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税改鼓励制造业回流,激活制造业后扩大税基,以及刺激居民消费。从资本回流的角度来说,税改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实际效果可能会打对折,因为回流涉及资源周边配置、产地和销地距离等问题。

综合评价,美国税改短期提振增长,长期喜忧参半,拉弗曲线的税收红利在真实的经济复苏下有望得以释放,但税改自身对优化产业结构的推动持续力有限,财政空间受限也将制约科研、民生等领域开支的增长。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表示,在理论上,美国计划通过税改形成一个磁场,从而吸引全球的资本、产业、人才、技术等,让美国轻装上阵,从而提振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但产生实际的影响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加上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很多其他制约因素,美国税改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影。

美国税改方案于参议院通过,大幅永久性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是税改的核心。随着税改方案上周末于参议院惊险通过,在共和党占据国会两院议席优势的情况下,特朗普上任后终于迎来首项重要的政策里程碑。

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何宁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是个伪命题。企业在哪里投资肯定与利润相关,当然要离重要市场近,全球化布局不等于离开了美国,所以也谈不上回归。美国减税后,企业的投资重点可能会有所转移,但程度有多深有待观察。

税改法案以大幅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为核心:企业税和海外利润税显着下降,大企业税从现行35%降至20%,小企业税也相应调低,海外企业利润留存将一次性征税;个税有望简化并温和降低,免征额度或起征点上调,抵扣额度翻倍。

美国税改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博弈

结合不同口径的测算,此次税改将在十年内净减税约1.5-2.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GDP约0.8%。税改方案通过也有利于特朗普赢得舆论和选民,为中期选举奠定基础。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税改的背景和影响。他指出,共和党预以通过年末一次大改革来弥补特朗普上台后没有任何立法成果的空白,纯粹是为了颜面的政治手段。这也反映了美国巨大的问题,自80年代以来,政治的意识形态化一直左右着美国立法。

降低企业税有助于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锋同样认为,与其说这次是特朗普的税改,不如说是共和党的税改。主导这次税改方案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共和党。

对企业减税将提高产业竞争力,整体经济增长受到的带动效应仍需配套政策的跟进。除了科技、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实际有效税率已经低于20%)受税率下调影响有限之外,大幅降低企业税将直接带来美国各类企业的盈利增加,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最终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

中国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从容应对

通过对比美国2016年和2001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合理推演税改受益行业的分布。制造业有望成为税改的首要受益者。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美国大部分行业的可贸易程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明显上升,除了交通和仓储业外,基本原料和制造业的可贸易程度仍然远高于服务业,税收下降叠加海外收入回流的税收优惠,有望吸引美国制造企业回到本土经营,这将利于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

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地位决定了全世界必须重视美国减税,中国更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税制改革进程,而不是轻视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改变。未来,中国应一方面继续扎实推进自身财税体制改革,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利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机制加强税收政策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

但从内生发展动力上看,服务业仍然是美国国内需求的主导行业,本世纪以来,随着制造业趋势性萎缩,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税改也将提振美国较之于存在替代关系的发达经济体在服务业领域的相对竞争力。

“中国应当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将未来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推进税制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二是加快清理税外收费体系;三是加快形成控制社会总负担水平螺旋上升的体制机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如是说。

从整体经济增长来看,学理对于减税本身的效果就存在不小争议,而从美国历次税改来看,其长期效应也受宏观变量和其他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仅凭税率的下降而断言经济增速的提振过于草率。

我们必须要加大对美国政治决策的关注和动因方面的研究,对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政治经济格局有一个清晰的预判。同时,也要将我们自身的政策调整好,从容应对。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在谈到中国如何应对时说。

事实上,在8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美国开启的两次减税之后,平均经济增速相较于之前的十年甚至有所下滑。从特朗普改善实体经济相对地位的初衷出发,税改还需要与就业、教育等其他结构性改革措施有机结合。

霍建国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把既有的政策落实好,美国减税的影响自然抵冲了。

比如,从就业岗位的分布看,美国低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相对稳定,而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要将税率红利真正转变为税基的显着增厚,夯实人力资本、鼓励创新创业仍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

徐洪才认为,美国开了头,其他国家肯定会跟进。特朗普的减税思路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费降税及“三去一降一补”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要提振竞争力,轻装上阵。
徐洪才强调,我们不宜夸大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较大,有韧劲和回旋余地。我们要根据变化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治理机制的现代化。

“涓滴效应”和“马太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个税改革成败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全面开放,各领域的开放时间表路线图正在逐渐公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将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同时中国还将进一步落实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相关国际条约,执行共同申报标准,在维护国际税收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崔凡说。(常红
饶竹青 刘茹霞)

对家庭减税有望通过“涓滴效应”提振经济增长,但偏向中高收入阶层的税改将加剧分配的不平等。根据IMF关于美国个税改革分配效应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任何形式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都可能使美国低收入群体受益,即使只针对富人减税或低收入群体没有直接获得减税也如此,即所谓“涓滴效应”有成立的基础。

就美国社会的实际而言,随着收入增长,消费支出于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比重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前20分位家庭平均约有75%的服务性消费支出。由于较富裕的群体将更大的消费支出用于服务,当减税针对较高收入群体时,这些群体会将部分税收红利支出于通常由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服务中,从而带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

二是减税的偏向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权衡的结果。对美国较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将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力供应带来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但也会加剧收入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二者之间面临选择(trade
off)。

目前,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更为偏向富人,将导致高收入阶层始终受益,而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长期将相对下降。特朗普的个税改革方案,特别是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限额税”等措施只涉及高收入群体,其对经济的影响短期将取决于“涓滴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则主要受阶层分化加剧速度的作用。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税改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选民支持可以为特朗普谋求连任赢得先机,但如何避免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侵蚀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将是税改成败的关键。

中间道路:短期亢奋提振经济,长期影响喜忧参半

综合考虑政策力度、宏观环境等因素,特朗普税改效应或介于“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之间。历史上,减税是共和党执政的传统理念,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也往往会出现大规模减税。近五十年来,主要的例子为里根和小布什总统的减税,而具体措施的酝酿都集中在执政的初期。

我们认为,特朗普税改介于“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之间,从内容丰富性上可以与里根的“供给侧理念”相提并论,但搭配的宏观条件更接近小布什采用“需求端思维”时所面临的经济场景。

从经济学逻辑来讲,特朗普税改寄望于以强力地企业减税来促进制造业回流,进而推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是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economics)理论的政策实践。但从面临的宏观环境来看,随着美国经济的真实复苏,特朗普采取了温和式中高收入阶层减税措施,事实上兼具试图用消费升级进一步带动短期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色彩。

展望税改的效果,增长中枢、劳动力市场、财政收入、债务约束、货币政策都会对其政策路径产生影响:

第一,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当前美国的GDP增速、核心通胀水平、失业率、产能利用率都相对接近于小布什税改的时期,财政扩张的短期效果与80
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与里根时代通胀引发税级推升(Bracket
Creeping)所带来的减税需求有本质区别。但在劳动参与率、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指标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间,与里根时期较为类似。

第二,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看,目前联邦财政收入在五十年来的中位水平附近,低于本世纪初20%的高位。从1986年里根实施第二次税改效果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复苏稳健的前提下,本次税改带来的“拉弗曲线”红利或将出现。

第三,从债务水平来看,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当前已经超过GDP的100%,远高于里根时期32%的水平,也被视为历次税改所遗留的确定性结果。一旦特朗普税改并没有看到税基迅速扩大的短期效应,在债务负担的压力下,财政面临缩减开支的风险。依赖于财政补贴的领域,比如新能源、科研开支、民生等将率先遭受冲击。

第四,随着金融危机后长期实施的低利率和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正在随着实体经济的复苏日益收紧,财政刺激的结果将导致通胀风险上升,货币政策的收缩进程可能更快。这将引致融资利率走高,抵消掉减税所带来的企业盈利和家庭收入提升。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美国税改的短期亢奋将通过企业回流、“涓滴效应”等提振增长;长期影响喜忧参半,拉弗曲线上部的税收红利在真实的经济复苏下有望得以释放,但税改自身对优化产业结构的推动持续力有限,与之相关的收入极化、债务约束等也对经济长期前景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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