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陈晋:怎样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未改变基本国情?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做出这一重大判断,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宣告:它结束了我们长期认定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与过去时代的主要矛盾,两个不同判断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是去掉了“落后”两字!“落后”两字伴随了中国至少一百多年,实际上从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走上工业化道路以来,中国就落后了,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人才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曾经视外国为未开化“蛮夷”的“天下中央”之国真的远远落后于西方了。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留下落后挨打的痛苦记忆。几代中国人背负着的“落后”两字,就像是深入肌肤的“纹身”和屈辱黥面的印记,难以遮掩,无法抹去,是中华民族难以消除的“痛点”。就是为了去掉“落后”这两个字,渴望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扬眉吐气,亿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不惜血汗,艰难苦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立下了要带领中国人民“把贫穷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誓言,这一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对于经历了漫长苦难岁月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感慨万千的时刻:以前我们生活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今天我们终于生活在了一个不再“落后”的时代,数百年的变迁,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就在此时此刻!共和国国歌悲壮地呐喊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今天的我们正成为亲历一个伟大转变时刻的幸运者:“最危险的时候”已成历史警语,不再“落后”的中国已经傲然屹立于世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必然会有不同思维和方略。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有句最著名的口号,叫做“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语)。这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在面对“落后”这个最大敌人和导致人民最大损害的短板时,为了推进工业化,必须奋不顾身,即使损害一些环境和健康也在所不惜,那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感恩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献身时代,创造了今天能够走进小康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誓言,让中国迎来了不再落后的新时代。新时代,今非昔比,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切为了人民福祉。这是新时代的“正确”。因此,绝不能容忍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也不允许为了追求财富而牺牲民生健康。不过,不再落后的时代绝不是坐享其成的时代,也没有凭着“等、靠、要”舒舒服服就可以轻松进入小康社会的捷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继续艰苦奋斗,就不会有持续繁荣的前途。今天,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现象处处存在,常常凸显,是整个经济社会突出的“短板”。面对着并受制于这一短板,遭遇的问题会更复杂,矛盾会更突出,要使人民满意可能更加不易,因为,人民的需要是“日益增长”的,人民向往的满足是永无止境的。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满足”就必须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更重要的是,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属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困难任务要完成,许多艰巨目标要实现。因此,如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说,未来的发展要有更严的标准,更高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智慧,付出更大的努力。国外有一种说法:“最吃苦耐劳的一代中国人正在老去。”这也许是杞人忧天,但也能给我们以启示。历史告诉我们,实现发展,创造繁荣是必须要有人为之吃苦耐劳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不仅需要不断创新,而且要有工匠精神,勤奋务实,锲而不舍。特别是,我们正处于全方位开放的形势,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奋力发展,连发达国家也不敢怠慢,甚至为此而“奇招”“怪招”“损招”频出。在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阶段,都可能会有“陷阱”,世界上不乏落入各种“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先例,以及因经济不振而遗憾的“失去”年代。今天的中国尽管国运昌盛,社会安全网日益稳固,有力量抵御较大风险,但也绝不是无险避风港和观潮俱乐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更强者过招,接受优胜劣汰的洗礼,仍然是不变的发展主题。在国际竞争中,永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是自由贸易也好,或者保护主义也好,谁都逃脱不了这一铁律。既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那么,诚实劳动创造实体经济的主题就没有变。新时代的到来是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新时代的辉煌也要由苦干实干的中国人民来再创造。2018年将迎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贺,这40年,中国创造了发展“奇迹”,这个“奇迹”是亿万人辛劳拼搏的成就,而非点石成金的神话。改革开放的奋斗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当年叫“敢闯”“敢试”),是过去40年留给新时代的一份最可贵的精神遗产。继承这份遗产,新时代将再创辉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关键时刻,深刻洞察中国国情的深刻变化,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作出的新判断。这一科学判断意义重大,是我们党顺应人民群众期待的庄严承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和治国理政的问题导向,对明确今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十九大报告中的新表述讲的是社会主要矛盾,而非经济发展或物质文化生活的主要矛盾。必须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题进行思考,着眼点不能偏移,要把握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思路不能窄。

准确判断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是一个国家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化解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的。经过努力奋斗,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探索。实践证明,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的变化,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始终引领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

●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

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土地改革完成之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从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一科学判断没能得到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依据,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全面深入领会这个新的重大论断,是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毅然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相关表述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理清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基础

36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36年当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当中,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经济社会持续繁荣的局面前所未有,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结构性的深刻变革。这样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

此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源于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当时处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新的历史方位,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为民情怀、思想家的高瞻远瞩、改革家的责任担当、理论家的胆识气魄,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敏锐地洞察到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而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

理清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确立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坚持得不够明确和牢固,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曲折,这给国家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现实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过去5年的伟大实践及其丰硕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向总体小康,由总体小康向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反映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就是重回八大的有关表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式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对比八大的提法有两点变化:一是不再从国家发展层面讲“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改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处改动,既承续了八大表述的本质内容,也反映了国情的某些变化,使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更精炼、内容更集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由多种类型、多种层次所构成的。如今,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最初的物质和文化饥渴得到满足,自然会转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也就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其他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进入新阶段的中国,面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

此后,历次党代会都要重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同时,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从十六大开始,在重申的同时语境有了一些变化。基本都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具有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然后在社会主要矛盾前面加上“仍然是”,或者在后面缀上“没有变”。这是因为,十六大提出我国“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从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主要矛盾确实隐含着将来会出现转化的可能。

社会主要矛盾包含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侧重的是现实的满足,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的是未来的期待。从供给方面而言,“落后的社会生产”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是对总体状况的衡量,是整体性的问题。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已经提高,但是存在着快慢、高低、优劣的不均衡现象。“不平衡”是发展的领域范围,“不充分”是发展的层级和质量,主要体现在经济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增长动力以及区域、城乡差异等问题,是结构性的矛盾,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

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题进行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完全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破解新矛盾,解决新问题,十九大提出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目标和任务,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改为“需要”和“发展”的矛盾,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更升华了,在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切实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迈进新时代,我们党郑重承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十九大报告描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破解矛盾的中国方案,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显示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决心和坚定信心,必将凝聚起十三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磅礴之力,激发起全社会澎湃向前的不竭动力。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还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了更多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了。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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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在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后,人民追求质量更高的生活,比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求是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确实已经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那样一种局面了。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起来,我国一些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差距还比较大,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上还有许多差距。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上在新时代凸现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所谓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生产力布局还不平衡,比如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从发展各领域来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不少明显的“短板”。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之间也有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差别比较明显,社会上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还有4000多万。

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持续的情况。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必须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复杂,分工更合理,产品更精细,供给更有效方面发展;这就要求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势必带来很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关系全局的变化,说明它不只是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新要求,而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提出了新要求;历史性变化,主要指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当我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便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物质文化需要相对比较具体,主要是一些硬性的需求;而美好生活的需要,则不仅要以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和前提,还包括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和选择,常常从自己是否感到“满意”来理解美好生活,而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理解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我们党的勇敢承诺,也是一个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高层级的努力方向。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会更复杂,遇到的问题会更多,遭受的挑战会更大,需要的努力会更为艰辛。

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十九大报告中的新表述讲的是社会主要矛盾,而非经济发展或物质文化生活的主要矛盾。必须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个主题进行思考,着眼点不能偏移,要把握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思路不能窄。

怎样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基本国情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怎样理解这里说的“变”与“不变”的关系?

这首先涉及到怎样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国情和作为社会性质判断的基本国情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说的国情,主要指国家面貌和时代特点,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我们这些年经常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情所发生的变化。

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的。经过努力奋斗,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个转变,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漫长历史过程,有一百余年。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起码有“上百年”的时间,这是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国情依据,也是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历史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也相对稳定,但比较起基本国情来,则容易变化一些。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

据此,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强调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比较好理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虽然表明基本国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变化,但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这个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属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变化,是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

深入全面地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变”与“不变”的关系,要求我们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把握时代到引领时代,就在于能够把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科学辩证地联系起来,在和时代一道前进的过程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作者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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