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及时启动创新引领新发展的改革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广一批促进创新的改革举措,将新一批23项改革举措向更大范围复制推广,主要包括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开拓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推动国有科研设备以市场化方式运营实现共享等方面,以更大力度激励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同时,会议通过了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加大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力度。事实上,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发文,在京津冀、上海、广东等8个区域对促进创新的改革举措开展了先行先试,并且第一批13项改革举措已推向全国。之所以要如此大规模鼓励创新,还得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说起。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土地、人力等各类要素成本较低,依靠要素投入和技术模仿,配合加入WTO浪潮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和工程师。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已不再那么便宜,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些成本不及我国的一半,加之美国主导的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再想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和技术模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已无可能,或者说经济后发优势正一点一滴地远去。不仅如此,2009年以来为维持经济的增长,我国累计启动了三轮加杠杆措施,政府、企业和居民均完成了一次加杠杆,到2017年我国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已达250%,再想依靠增加举债的方式刺激经济同样无可能。因而,鼓励创新发展,依靠创新引领改革就成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当然,上述道理讲来虽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却非常难,原因不仅在于各行业细分领域人才的培养、技术的积累均需要大量的时间、资金和实践,更在于需建立起鼓励创新、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具体而言,鼓励创新最首要和重要的是需摒弃过去十年国人通过投资房地产就能轻松赚快钱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存在会极大地挫伤实业家的积极性,并使全社会的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催生虚拟经济泡沫,房价的不断上涨更会逐步提升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不利于经济的转型发展。从我国过去十年富豪排行榜就可看出,前一百名富豪中以房地产为主业的老板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房地产老板4次成为首富。反观美国,近年来首富基本都集中于科技领域。2017年起,我国推行了严格的楼市“五限”调控措施,广义货币增速也从以往两位数增长降低至个位数,当前全国楼市上涨趋势已被遏制,未来只有严格保持调控力度、有效控制货币增速、坚决抑制楼市投机并适时增加房地产持有环节税收才能让全社会要素从房地产领域逐步撤出,创新驱动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另一大难点在于融资模式的改革。我国现有融资模式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体规模不足两成。间接融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商业银行需要企业提供足够的抵押物后才可授信,创新性企业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的特点,而商业银行也不具备判断一项技术、发明或创新性企业是否有成长性的能力。纵观全球多家科技型企业巨头如苹果、亚马逊、微软等的成长历程,可以发现其成长过程中的融资多是依靠股权融资而非银行贷款,因而鼓励创新发展必须要构建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资本市场至今仍采用的审核制不利于科技型初创企业融资,大量企业在满足上市所要求的盈利性指标后才能上市,而此时基本这些企业已经过了行业景气区间。同时,退市难更是不利于有效保护投资者,新三板经过几年发展却因流动性不足而踟蹰不前,如何通过资本市场鼓励创新企业融资成为了近年来资本市场发展的一道难题。按照改革开放近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以增量解决存量问题从来都是一项好办法,近期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便可以认为是以增量解决存量问题的又一好办法。最新消息显示,各地已着手筛选优质企业进入科创板后备库,预计明年上半年科创板将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未来如能发展壮大,并建立严格的退市和违规处罚制度,无疑对创新企业直接融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解决当前资本市场问题也有好的借鉴作用。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还有一个难点集中于如何发挥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在推动创新上的作用。以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某项技术攻关只能在航天航空等少数领域实行,而无法在各行业推行。一方面原因是国家财政资金有限,另一方面原因则是远离市场、技术能否被市场所接受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旦财政资金所投方向选错可能造成较大财政损失。国际上较为成功的做法是国家财政资金重点支持通用性技术研发,真正市场化的专用技术研发则交由企业执行,美国平均上市公司研发费用高达2亿美元,而我国仅为1亿元人民币,相差10倍多。这就涉及未来国家整个研发体制机构的重大改革,哪些应该面向市场、取消事业单位拨款,哪些领域应该重点支持技术攻关是未来急需解决的问题。综上,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需要摒弃过去十年投资楼市赚快钱的模式,更需要建立起鼓励创新、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近两年国家相关政策已释放出明确信号,我国经济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未来支持创新发展任重而道远。

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 ,仔细梳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创新”无疑是出现频率非常之高的关键词,全文累计出现43次,报告特别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表明创新发展已被提高至相当突出的位置。创新之所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我国当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非常强的关系。在改革开发初期的工业化时代,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工厂并成为市民,城镇化率得以快速提升,新晋城市人口随即产生购房、购买家用电器、购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由此拉动工业产品批量销售,进而带动宏观经济在此期间快速增长,20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韩国,我国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以及如今的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这一阶段。对生产耐用消费品的工业企业而言,这一阶段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都较低,另一方面生产产品的技术可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或引入外资得到,对产品质量要求也不高,经济的后发优势得已充分体现。但随着一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数量见顶,城镇化率提升速度逐渐变缓,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需求也随之下降,工业企业逐渐发现在生产端不仅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快速上升,原先技术跟随或引进的路径也因技术水平已与国际主流水平相近而无法继续走通,必须通过自身研发才能获得新技术,在消费端则继续批量销售同质化产品的模式同样走到尽头,企业利润开始下滑对应整体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此时对企业而言就要求转变原先依靠廉价要素投入的粗犷生产方式,逐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大研发人员培养,由批量化生产转向定制化生产或高技术含量生产,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是让一个企业每年都增加一定比例的研发投入都会给企业造成当期利润下降、职工收入增速减缓的影响,更别提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创新驱动了,不仅要求建立一套完备的产学研体系,更要求针对创新企业建立有效的融资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近年来我国支持创新工作确实也走了一些弯路,如科研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不足、税收政策对创新支持力度不够、创新的主体是研究院所和高校还是企业争论不休、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导致企业研发不积极等等。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对上述问题均已给出明确提法,提出了“改革创新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鼓励研发创新等税收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系列举措。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摸索,我国整体研发水平已有了一定的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虽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但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研发投入增速还能保持在两位数增长实属不易。当前,制约创新发展仍有一大掣肘有待解决。在工业化时代经济运行的主要融资模式是间接融资,这对以批量化生产的工业企业是高效的融资模式,工业企业可以通过抵押厂房设备等快速融资,但对缺乏合格抵押品的创新类企业却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商业银行不具备判断创新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发明是否具有广泛市场的认同度。真正能判断创新企业是否有持续盈利能力的只有市场,创新企业融资也只能通过股权融资来解决。全球如苹果、亚马逊、微软等多家科技型企业巨头成长过程中的融资基本都是依靠股权融资而非银行贷款解决的。我国目前整体融资模式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仅为17%,其中股权融资占比仅为4%左右。资本市场至今仍采用的审核制同样不利于科技型初创企业融资,大量企业在满足上市所要求的盈利性指标后才能上市,而此时基本上这些企业已经过了行业景气区间,这也导致我国A股市场中市值占比较大的行业集中于金融、两桶油和消费类行业,科创类企业只能转投国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这不仅是我国投资者的损失和资本市场多年发展的痛楚,更是资本市场未能有效保障科创类企业带动经济转型的功能缺失。欣喜的是,发展壮大资本市场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赋予了引领经济转型的重大职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提出“改革完善金融支持机制,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鼓励发行双创金融债券,支持发展创业投资。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事实上,在两会召开前不久,证监会正式对外公布了科创板的系列规则,科创板将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全新“试验田”,不仅首次试点注册制、引入了市场化的定价模式和配售机制,更进一步严格了退市标准和监管责任。未来条件成熟科创板的经验还可逐步推向主板市场,起到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目的,逐步解决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综上,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创新是引领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托,当前支持创新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建立适应创新模式的金融体制改革,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明确提出了支持创新的系列举措,更着重强调了资本市场的改革,以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为未来经济转型提供重要动能。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了2019年1~2月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同比均出现了大幅回调,其中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6%,销售额同比增幅从上年末的12.2%回落至2.8%,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更是同比下降9.7%。照此趋势,未来一段时间中小开发商的资金链将日趋紧张,新建商品房售价也会随之回调,一些前期高价拿地的项目可能会进行股权转让,还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的速度与基金性收入的规模。回首过去10年无疑是房地产引领经济的10年,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周期就是地产周期,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上下游带动效应非常强以及居民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作用,每逢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通过放松房地产调控总能将经济增速重新拉回至预期轨道,不至于发生失速风险,如2009年、2012年和2015年。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地产周期调节经济周期的方式虽简单易行但副作用同样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国特别是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提升的背后是居民杠杆率的显著增加,2008年末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了2018年末已升至53.2%,平均每年增长3.5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杠杆率增加的速度是发达国家城镇化快速提升时的几倍。而且,居民过快加杠杆已开始影响消费,自2010年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从18.4%下行至2018年末的9%;二是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火热导致全社会的土地、资金等要素持续向房地产行业聚集,房地产行业要素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其他行业要素成本的提高,客观上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很多干实业的企业家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感受,即干实业辛苦不说还可能赔钱,而投资房地产则稳赚不赔;三是每次楼市放松调控对下游家电、装修等行业和整体经济拉动的边际作用都在减小,这意味着楼市刺激政策未来再使用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不仅如此,我国人口结构近年来出现了重大变化,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3年已见顶,这将直接降低房地产的需求,但商品房供给却在持续增加,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2008年末的30.6平方米提升至2016年末的36.6平方米,预计2018年末已近40平方米,考虑到2018年末商品住宅施工面积仍有57亿平方米,未来三年可供1.6亿人居住。因而,我国商品房供给总体已不能再言紧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区域不平衡,比如一些年轻人在打工地租房,在老家则有房空置。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已清楚认识到了以上问题,并已着手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代替短期调控政策,包括在一线城市试点共有产权房保证刚性需求、大力发展以机构为主的房屋租赁市场落实租售并举、楼市调控分城施策抑制热点地区炒作、推出“五限”调控政策降低商品房换手率、推动房地产税立法工作增加商品房持有成本等。系列政策的推出目前已让房地产炒作熄火,居民购房正在回归理性,但另一方面必须要给宏观经济找到能成功替代房地产的新增长点,这一过程涉及多个领域改革且不可能一蹴而就,还会带来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但无论如何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都必须跨过这一步才能迈向高质量增长。具体而言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集中力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进步带来设备革新需求提振企业投资;二是减税降费藏富于民,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加大财政资金对居民日常基本生活方面的补贴,重新提振消费。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必须改变近10年通过不断投入资金、土地等传统要素拉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增加信息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智力资本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增加市场活力,让市场在要素等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两年在促进新兴产业方面确实是走了一些弯路,比如靠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出发点虽然好,但在执行阶段却阻力重重,容易导致企业通过虚假生产的方式骗取补贴。信息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等方面的创新最终还得由市场来甄别,只有经过市场的洗礼才能让优秀的企业和技术脱颖而出,但这又涉及到我国融资模式的改革,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无法扶持轻资本的创新行业企业,只能通过做强做大直接融资市场实现,集注册制等多项改革于一身的科创板之所以能在短期推出正是这个原因。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居民消费并不需要过多鼓励,只要居民收入平稳增加、货币币值保持稳定、房价走势趋于平稳、小孩上学老人养老无后顾之忧、医疗保险趋于完备,居民自然会加大消费的力度。这就需要政府多在以上领域加大财政投入,补齐此前的欠账,资金来源可从逐步降低地方基建投资强度中支出。近年来一些一般财政收入不足的城市快速加码基建项目导致地方债务增速过快,且基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与其低效投基建不如直接补贴居民日常基本生活。综上,过去10年房地产行业无疑是引领经济的强周期行业,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期楼市刺激政策带动性强、带动范围广,但近年来负面作用已凸显,相关主管部门已充分了解到该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制定系列政策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效果正逐渐显现。对经济而言必须找到能成功替代房地产的新增长点,这一方面可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着手,用设备革新提振投资,另一方面可减少基建投资强度,加大居民日常基本生活方面的财政补贴,以此提振消费。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