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消费新需求 服务业市场更开放——访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消费升级”是2017年全国两会热词之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要“促进消费稳定增长”,要“适应消费需求,完善政策措施,改善消费环境”
。 消费升级的重要性,在于其对我国GDP贡献率越来越高。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数据发现,2014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50.2%,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此后,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越来越大,2015年迅速提升至66.4%,2016年则为64.6%。
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于2017年全国两会前夕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我国将从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流通改革、调整供给结构、优化消费环境等四个方面入手,着力补齐流通效率低、成本高、环境差、供需结构错配等短板,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升级。
高虎城还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消费仍将保持昂扬向上的发展态势,消费对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也将进一步体现出来。经济中高速增长需消费升级推动
对于“促进消费稳定增长”,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加强发展服务消费。开展新一轮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推动服务业模式创新和跨界融合,发展医养结合、文化创意等新兴消费。完成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扩大数字家庭、在线教育等信息消费。促进电商、快递进社区进农村,推动实体店销售和网购融合发展。
二要增加高品质产品消费。引导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扩大内外销产品的“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三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行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心。
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推动供给侧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相促进、区域城乡发展相协调等,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我们仍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当然要找准发力点、增强有效性。”
扩大总需求有两个手段,一是扩大消费需求,二是扩大投资需求。《中国经营报》记者从迟福林的研究团队获悉,该团队的初步测算显示,我国2020年消费规模有望达到50万亿元,加上投资需求,内需规模将达到100万亿元。
为说明扩大消费需求的可行性,该团队还举例称,如果消费升级能让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接近或者达到目前的全国平均消费水平,那么全国5.9亿农村居民一年可以新增的消费规模就能超过4万亿元。
据此,迟福林的研究团队对于未来几年我国继续保持6%~7%的中高速增长充满乐观。因为从消费角度看,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有望达到50万亿元,能够支撑6%~7%的经济增长。从产业角度看,如果服务业“十三五”期间能够继续保持目前9%左右的增长幅度,将带动3.8~4.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为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而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给经济增长贡献3个百分点左右,未来几年我国新型城镇化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的空间,这也是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9日电 题:百姓消费新需求
服务业市场更开放——访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驱动大规模消费增长,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房地产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驱动力。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

新华社记者韩洁、李金红

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驱动大规模消费增长,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房地产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驱动力。

“中国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市场开放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中国扩大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

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城镇化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工作主要重心之一。2012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时指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的趋势,中国作为大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是未来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

9日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陆续推出,相关制度变革亦有望破冰前行(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城镇化建设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驱动大规模消费增长,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房地产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驱动力。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迟福林认为,13亿多人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重大的优势,也是中国扩大内需、对外开放的重要立足点。

而随着投资与消费的回升,2013年实体经济触底回升已无争议。随着实体经济的回升,上市公司有望迎接业绩拐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本轮股市上涨的核心力量。

消费新时代:2020年服务型消费将占半壁江山

驱动大规模消费增长

消费是否能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路上绕不开的问题。

城镇化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1996年至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98倍,城镇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性支出的3.01倍,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119万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性支出15160.89元,农村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性支出5221.13元。按此测算,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增加近1万元,每年城镇人口增加2000万人,每年消费性支出可增加2000亿元。

迟福林说,2012年,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出版了一份年度报告消费主导认为,新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提升,并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

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额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修正案草案的通过也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尽快出台铺平道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在目前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仅占5%到10%。征地补偿标准的提高不仅能够直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可以改变我国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局面,进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在迟福林看来,一系列有关中国消费的大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消费的巨大拉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农业规模化经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2017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8.8%,估计到202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65%。”他说,中国经济进入消费新时代,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教育、信息等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也将进入国际公认的消费结构升级时期,消费结构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存型逐步向奢侈品服务类的享受型转变。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比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在食品类支出、家庭设备、医疗保健类支出比例低于农村居民,而在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其它商品和服务类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城镇化的推进能够促进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

迟福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约占总消费支出的40%左右,农村居民在30%左右。如果按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每年新增1.5到2个百分点计算,到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可能达到50%左右;如果城乡一体化速度加快,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服务型消费或将占据中国最终消费的半壁江山。

最为根本的是,城镇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将带来收入差距的拐点。一般来说,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收入差距逆转的拐点。因为城镇化率到达这一程度后,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减少,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比城市更高。城镇化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拐点的来临将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内在、长久的驱动力。

改革新动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补短板

拉动投资需求

一边是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一边是高质量供给严重不足,这一矛盾该如何破解?

城镇化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

“消费结构升级及其新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使供给体系不相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迟福林说,当前“有需求缺供给、有供给缺质量、有质量缺品牌”等挑战还相当严峻。

首先,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创造的新增消费需求需要供给的相应增加,而在生产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供给的增加需要相应生产性投资的增加。

他以健康产业为例说,如今海南健康产业投资热的背后,瞄准的是潜在的巨大需求。估计到2020年,国内大健康产业消费的总规模将超过医疗市场消费的总规模。目前我国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康复护理、家政服务等产业,每年约有1万亿元需求,但实际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不足1000亿元,仅为十分之一。

其次,城镇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以加快供电、供水、道路、通信、燃气、热力、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商贸、金融等各类服务业的设施建设。根据有关测算,按照2002年的价格水平,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基础设施投资9万元,按照1996年至2011年每年增加2119万人计算,我国一年需要新增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达到1.8万亿。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投资潜力巨大。

他建议,从现实看,无论产业如何变革,商业模式如何创新,都需要牢牢抓住消费需求这个根本,都需要新消费为导向推动新的供给变革。

再次,城镇化也需要大量的房地产投资,以满足新增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和新增工商业生产经营需要。这些投资都是由城镇化本身引起的,有客观需求基础。如果说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巨大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那么城镇化就是巨大的需求潜力不断释放的过程,将为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内在动力。

“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下,企业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迟福林说,未来几年,随着消费结构的持续升级,更多领域会出现更多的转折点,希望更多企业能抓住机遇,不仅成为独角兽企业,更成为引领新商业变革的重要力量。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

开放新信号:以开放服务业倒逼国内产业变革

经济结构失衡是长期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从产业结构看,集中体现在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多在80%以上,与我国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也大多在54%左右。而我国第三产业自2000年以来一直徘徊在40%多一点。

迟福林认为,进入新时代,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市场正在进一步开放。

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集聚,这不仅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的生活性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能够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发展,从而能够使服务业范围不断拓展、规模不断扩大、比重不断提升,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各产业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他说,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并非不重视实体经济。要解决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核心问题是加快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尤其在以人工智能为重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中国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时,推进城镇化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迟福林认为,目前我国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德国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强国,有“两个70%”:一是服务业占GDP的70%,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为70%。相比之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0%多,这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就业结构看,1980年,我国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1%,2011年达到35.7%,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在65%以上、发展中国家大多在50%以上相比,服务业就业比重仍然明显偏低。

迟福林说,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型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消费结构升级引领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升级的重点,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啃下的“硬骨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3.4%增长到了2011年的43.1%,每年增长将近0.65个百分点。未来五年,我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速将逐步放缓甚至下降,第三产业将加快发展。我们预计服务业增加值增幅将达到12%以上,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50%左右。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迟福林说,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招,未来海南发展也必将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释放发展的巨大活力和动力,在打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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