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矛盾高发 暴力拆迁背后凸显拆迁暴利

自2015年新修订《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中国拆迁案“立案难”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但地方政府干预司法,引发暴力强拆的案件仍处高位水平,相关案件审判公正也有待提升。拆迁问题呈现出矛盾化解乏力,强拆手段更加血腥;农村建设继续推进,补偿标准缩水等新特点。  据财经报道,2月27日,中国城乡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和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了《2015年中国拆迁年度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指出,自2015年新修订《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中国拆迁行政案件“立案难”问题基本解决,但因各地仍普遍存在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导致相关拆迁案件难得以公正审判。  最高法院近日披露,近五年来法院所受理的80余万件行政纠纷案件中,围绕拆迁引发的案件占比超过40%以上。  法律界人士认为,近年来受土地财政影响,各地城市拆迁正向农村拆迁转移,少数地方政府在发展农村时频发暴力征地强拆案,缓解由此激化的农村矛盾,显得越来越紧迫。  《报告》结合2015年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范木根案、山东平度“3•21”拆迁纵火案、山东平邑“9•14”强拆案以及北京拆迁员闯民宅挨刀等十大恶性拆迁案,分析了国内拆迁活动新特点和矛盾根源性问题。  拆迁问题呈现出矛盾化解乏力,强拆手段更加血腥;农村建设继续推进,补偿标准缩水等新特点。  《报告》指出,在农村征地拆迁过程中,违法拆迁策划者大多是为了政绩和名利,大搞形象工程,同时官商勾结、滥用职权与民争利的违法情况也非常突出,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激化了官民矛盾,从而使暴力拆迁应运而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长期研究中国拆迁问题,他向记者介绍,2015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因拆迁引发的流血事件不断。  近日二审宣判的山东平度“血拆”案,就是因当地政府以旧村改造为名对九十多个村庄进行房地产开发,引起乡镇街道和村官与村民严重对立导致矛盾激化。  最终,山东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并确认该纵火案策划者系所在村庄村委会负责人。  王才亮称,通过对大量血拆案案发原因的统计分析,中国拆迁乱局根源于政府对经济需求形成的“土地财政”模式。“尽快让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府财政摆脱‘土地财政’是规范拆迁的关键。”  他进一步指出,地方政府常常通过曲解《城乡规划法》和《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作为法理依据,从而绕开了司法强制征收法律程序,缩短了征收拆迁周期。  “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另外,应减少行政干预立法,避免立法成为一些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手段。”王才亮表示,从立法、执法过程中减少行政干预,是减少暴力强拆案的另一个需重点解决症结。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古老的黄河到绵长的贺兰山之间的肥美原野,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土地督察发现,就是在这里,贺兰县所谓“宁夏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违规征收集体土地3.44万亩,其中基本农田5380亩,违法的恶劣性可见一斑。

土地管理法十几年难于修改,难就难在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这一问题上,农民期待高,而依赖土地财政垄断征地权利的政府愿意做的让步又有限。杨重光对记者说,要加快相关法律修改,改变重行政管理、轻民事权利的土地管理方式,尊重农民的选择权。

一面是农民坚称土地征收中有明显的不公正,一面是基层政府不断重申征地的合法性;一面是拆迁户死守土地,一面是执法人员强行突进……这一轮征迁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暴力拆迁暴露了什么?

河南省永城市违法占地1200余亩,拖欠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近1.3亿元、社保费用2900万元;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近两年30个批次征收土地,上千万元被征地农民的社保资金不落实……

土地违法案例尽管原因各异,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滥用权力干预经济活动,侵犯农民财产权利,几乎是所有征迁冲突的根源,由此导致的征地拆迁“权大于法”问题重重:一些党政负责同志挂帅“项目办”,滥发红头文件推动征地拆迁……

吉林龙潭征地1名执法队长死亡10人受伤,江苏泗洪7名拆迁人集体喝农药,山东平度守地农民1死3伤……征地矛盾,多年来伴随发展的一个老问题,近段时间冲突频频升级。

土地违法行为向犯罪“升级”的趋势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曾业松表示,坚决遏止农村暴力征地拆迁,严格问责的背后,就是要给一些党政部门和相关干部戴上“紧箍咒”,不能纵容任何理由的强拆,更不能成为事端制造者和保护伞。

暴力拆迁频发的背后,凸显的是拆迁的暴利。“‘征你一头牛,补你一只鸡’,这样的‘生意’多‘划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表示,几万元征收农民的土地,转手就是上百万。农民对土地的话语权得不到尊重,吃亏的就永远是农民。

土地矛盾高发,5年受理违法线索57万件

问责“走过场”、处罚“一阵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重光等专家认为,问题拆迁的背后,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干部在“为谁发展”的理念上昏了头,发展地方经济饥不择食,罔顾农民利益,对暴力行为姑息纵容,甚至是保驾护航。

今年5月,广西柳州“暴力逼迁”案宣判,12名涉黑犯罪嫌疑人最高获刑15年。自2012年2月份以来,该组织实施暴力动迁,引发报警95次,搞得人心惶惶。

失法必然无度。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为公共利益才能征地。滥征乱迁事件中,往往是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土地征用、项目施工等经济过程,激化干群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

一个地级市的违法占地有多严重?平均每天3起!8月1日,河北省邢台市市长被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公开约谈。仅2013年一年,邢台市就被督察发现有960宗违法违规占地。未报即用,违规抵押,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问题重重……这样违法占地,在全国有着相当的典型性。

全国的征地拆迁问题有多严峻?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国土资源违法举报电话“12336”开通5年,受理违法线索57万余件。国家信访局统计表明,征地拆迁问题始终占全部上访案件之大半。近年来群体性冲突事件中,有一半与土地问题相关,大部分为征地拆迁引起。

“部分地区忽视甚至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相当于给未来‘埋雷’。”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

土地增值需让“红利”更多惠及于农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现行立法未对“公共利益”进一步明确其内涵,这一现状亟待改变。要探索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办法,“土地卖不卖、卖给谁都应该由农民说了算,卖什么价格由市场决定”。

2013年5月,国土资源部下发禁止“暴力征迁”的紧急通知,然而,一些地方无视禁令,屡闯红线,黑保安、社会闲杂人员等参与暴力征迁激化矛盾。

“改革的最佳时机”从来不是“等”来的。专家表示,土地改革的重要一点,就是保障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杜绝“替民做主”,“地利”则得“人和”。必须加快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让土地“红利”更多惠及于农。(记者
陈芳 王立彬 凌军辉)

变种拆迁“权大于法”,“因公违法”问责乏力

山东平度事件中,当地村民反映,曾有近两百名不明身份者凌晨闯入涉事的金钩子村,将居民的房屋用挖掘机强拆,熟睡中的村民被强行抬出。在东关村,也有上百名村民因反对征地遭殴打。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两年,随着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中西部的一些地方,唯恐赶不上圈占土地的末班车,把目光聚焦在各种经济产业园区上,一些工业园、物流园来路非法、去向不正。

新一轮征迁矛盾的焦点问题,是早期征而未用,现在收地引发村民要求增加补偿;征地后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村民要求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专家表示,以广东乌坎等事件为例,土地出让五至十年后,矛盾积压、爆发,再倒逼政府纠错,“代价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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