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开放经济意味着什么

去年9月访美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时曾说,“没有改革,就不会有动力;没有开放,就不会有进步。”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习总书记也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今后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外国企业今后在华投资兴业,将会有更为开放、宽松、透明的环境。”之后,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十三五重要发展理念。开放经济的概念几乎能够概括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式,但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来看,不同于意识形态区别,各国开放程度差异很大,国民财富水平也千差万别。  纵观过去近四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开放一直强力促进着制度改革、治理体系优化、公民知识水平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企业发展规模扩展。从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去学习先进生产知识,到九十年代引进先进企业治理模式,再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量引进国际人才、资本和社会组织知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开放的代名词。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全球化成型,中国加入了那波改革开放的潮流;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真正成为全球市场,迅速参与到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之中;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海啸使全球化趋势大受打击,但需看到,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多年已经为政治协作和国际事务协同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中国亦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和秩序捍卫者。开放、合作创造的是共赢,而非对立;有助于和平,而非冲突;有利于理解,而非对抗。  在对中国经济成就的总结中,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各有拥趸,而二者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三十多年间,中国一共引进15000多亿美元外资;而贸易带来的国民财富增长已经惠及中国14亿人口。从2014年起,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与引进外资持平,成为实际上的净对外投资国。开放已经不仅仅是国际伙伴对中国的期待,更成为中国对别国的期待。没有中国的开放,经济增长不可能取得今日之成就,而没有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国也无法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位次转换,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的问题已经无关“是否需要开放”,而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开放。作为原生文明的中国,不同于承荫古埃及的希腊、罗马,亦不同于一朝称霸的美国,我们文明的进程就是在长期的“闭门造车”之后迅速体验开放成果并保持学习态度的过程。不论古今丝绸之路,还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次盛世,文化包容、社会开放、政治清明都是其共同点,也是其得以出现的主要原因。不开放的后果很严重,虽然消极的证据总裹挟着狭隘民族主义的幽怨,但我们需铭记“闭关锁国”的恶果。  今日,开放已经成为各国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凭借标准,不惟国际形象与其密切联系,而且真实可感的资本、人才、声誉和市场信心都与其难以割裂。世界各个地区的教训可资镜鉴:英国脱欧造成的内部开放的“单一市场”项目大为受挫,业已成就另一个影响深远且味道苦涩的“雷曼时刻”;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对其政治右倾可能造成的经济不景深感忧虑;而“坏政治”的代表东南亚各国放任权贵把控国民经济,业已造成外资撤出和富人移民,形成国民财富和前景的丧失。全球化发展至今,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员、资本和商品(服务)流动已经促成多个“制度高地”、“福利高地”和“利益高地”。如何抢占其一,吸引优秀人才、优质资本以保持经济增长动力、创造财富、增进居民福利,已经成为各国制定政策的优先考虑因素。  如果说曾经生产要素的稀缺造就了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的话,那么现在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退居其次,由制度保障的开放环境成了稀缺资源。面对发展水平位列中国之后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不可能再依靠低廉的要素价格展开国际竞争。当前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创业政策,以及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都是卓具眼光的,也是符合国民利益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国家在不进一步开放的前提下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  需要警惕的是,开放程度虽有客观的指标衡量,亦有主观性极强的感觉亮度,也即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应该看到,我国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创2000年5月以来的历史新低,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下滑,同比增长3.9%,5月份累计同比增速仅1%。大量民间资本涌入投机性行业,坐收政策缺陷的红利,而没有真正用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上。同期直接利用外资亦有显著下降。这显然不是高水平开放经济体所惯见的。  建设高水平开放经济体不应沦为一句空话,不仅因为保持开放有利于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因为保持开放直接关系到社会中坚力量的信心。当然,开放和包容也是新世纪“大国胸怀”的最直接体现。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持续向好态势,但基础并不稳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依然不足,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全球价值链布局继续调整。我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为世界经济持续向好、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带来重要机遇,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扩大开放方面重招频出,为全世界瞩目。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了扩大开放的系列重大举措。我国新设了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一步深化广东、天津、福建等三个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大幅调降整车及零部件、抗癌药、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宣示了中国开放发展的决心,也给世界经济持续向好、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带来重要机遇,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方向,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依然不足,中国扩大开放是世界经济持续向好的重要动力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持续向好态势,但基础并不稳固,全球经济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在3.8%左右,不及国际金融危机前每年4.2%的平均增速。在此形势下,世界经济亟需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激发新动力,实现更加平稳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及创新大国,中国扩大开放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第一,中国扩大开放,为各国特色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提供了有效需求。未来5年,我国商品和服务进口规模将达到10万亿美元。特别是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转型升级,进口结构将越来越偏重先进适用技术、清洁能源、优质消费品和现代服务,这既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机器设备及其零部件、天然气、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以及教育培训、保健养老、金融理财等优质服务向我国出口,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能源资源以及其他特色产品向我国出口,从而拉动各国国内投资和生产,从需求侧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各国提供更多投资。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加速发展时期,企业走出去前景广阔。未来5年,预计对外投资将达到每年1200亿美元到1300亿美元,将为东道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投资动力。特别是对不少欠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大力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有利于其引进先进适用的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也将有助其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理念,从而推动当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

第三,中国开放创新,加快推动全球科技进步。我国作为举足轻重的创新大国,积极回应主要发达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关切,正在有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能力开放合作。这将有利于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全球协同创新,为创新成果形成与转化提供市场需求、政策激励和营商环境等有力支持,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新突破,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长周期。

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中国扩大开放是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WTO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挑战。在此形势下,我国作为重要的开放型经济大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对于更好地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大幅开放市场,有助对冲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前段时间,一些发达经济体频频发起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冲击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加剧了大国经贸冲突风险,增加了国际社会对自由贸易前景的疑虑,也给正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平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宣布了扩大开放的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向国外优质商品、服务和资本大幅开放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乃至消除了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疑虑,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动力。

其次,中国加大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力度,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能。我国将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近期,国务院印发方案,在赋予广东、天津、福建等三个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主要平台,是将自身改革开放同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好结合的主要平台,将为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探索中国路径、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价值链布局继续调整,中国扩大开放是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兴技术持续投入应用,各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成本正在迅速下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传统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门化分工已经不完全适应全球经济合作的新要求,以协同式创新、平台式协作、网格化分工为代表的新型全球价值链正在迅速发展,将成为传统价值链的重要补充。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将为全球价值链创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是主动扩大进口和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有助于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新型价值链。在新型的全球价值链中,最终产品设计、最终产品制造、零部件设计、零部件制造、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研发、生产和服务环节将深度融合、彼此交织,创造出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需求。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最有潜力的需求方,我国主动扩大进口和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将有效降低各国企业共同构建新型全球价值链的成本,显著提升价值链运作效率。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协同式创新。在创新链中,发达经济体的优势在于提出新创意和原始创新等含金量较强的环节,但这些环节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我国的优势则相对集中于市场化推广和应用创新等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环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能够更好地将我国应用创新和市场推广优势与发达国家原始创新优势有机结合,有利于双方在协同式创新中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加大内陆沿边开放力度,有利于我国与世界各国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我国广大内陆沿边地区市场潜力巨大,但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远低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开放水平的提升,既有利于发挥其要素禀赋优势,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将为各国企业在更高水平、更宽层次上拓展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多机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中国扩大开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而提出的方案与选择,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认可,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大会等的重要决议,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者,我国扩大开放有利于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从构建包容普惠、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开始,逐步升级到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首先,我国扩大进口,有利于深化与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增加对我国出口,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中受益,有助于其国内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和消费者也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与服务,在物的相通基础上促进心的相通。

其次,我国扩大利用外资,有利于推动跨国公司更好发挥其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已成为主权国家之外,对世界格局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存在越广越深,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与动力就越强。在当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发达经济体推动跨国公司回流的形势下,我国欢迎各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兴业,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在消弭贸易投资摩擦、促进母国与东道国经贸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和平稳定的大国关系建设。

再次,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沿线减贫事业。欠发达国家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对于减贫、扩大就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加强规划和技术标准对接,特别重视改善落后地区的铁路、公路、能源和水利设施,促进资本、人才等优质资源向较不发达地区流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将为沿线减贫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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