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第一案落槌 高利转贷或成口袋罪

编者按/涉案金额从立案时的50多亿元,变成了庭审中的5000多万元,被认定的获利仅132万元。中国“典当第一案”在五年后,终于进入二审。五年间,一个曾经年营业60亿元的民营企业,已近破灭,留下的,只有罪与非罪的争议,以及始终没有回应的质疑:2亿多资金被警方划走、负责人被指错抓、涉案主体异议……一线调查一个钢铁贸易帝国的崩溃时隔一审判决20个月后,湖北联谊大案终于迎来了二审开庭。2015年8月18日上午9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联谊大案。六十七岁的高宏震准时出现在法庭门口,官司和病痛的纠缠使得他看上去显得有些老迈。为这一天,高宏震已经准备了5年。他要以最好的状态为自己辩护。1994年孝感创业,年行万里路打下夯实基础;2002年迁至武汉,与国家经济发展共腾飞;2010年入狱,引起各方争议。2013年11月27日,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高宏震及其任董事长的湖北联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谊公司”)犯高利转贷罪。随即,高宏震及联谊公司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诉。从2010年案发,到二审开庭整整五年,该案与吴英案等一起被称为当年的十大经济案件,“中国典当第一案”留下了太多争议。有法律人士认为该案的行为主体认定错误、程序违法;有媒体直指办案的黄石市公安局有“办案扶贫”之嫌;一些企业界人士则担心典当、金融行业规则因司法力量介入而遭到破坏,从而引发企业主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对高宏震,该案残酷而现实。案发当年,他一手缔造的商贸“帝国”轰然倒塌。鼎盛时期,其员工近600人,年营业收入60亿元,年利税上亿元,公司连续九年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由于案件影响甚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安排了主审刘汉犯罪团伙案件的主审法官,而联谊公司方面则请来了著名律师高子程,二审没有当庭判决。《中国经营报》记者向黄石警方提出采访要求,截至记者发稿,未获回复。案发:抓错了被告?5年来,高宏震发生很大变化。采访中,他始终眉头紧锁,步履蹒跚,整个人像背负着重物,就连声音也变得沙哑无力,与之前“判若两人”。他的记忆明显衰退,“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2010年8月26日上午9点30分,和往常一样,高宏震出现在联谊公司。他看见门口站了不少陌生人,这些人穿梭在办公区域,公司前台未向往常一样和他打招呼。他的办公室门前也站有陌生人,紧闭的门被撞开,里面有人在翻东西。作为公司董事长,高宏震开始询问这些“不速之客”的身份,一名穿警服的人告诉他是黄石市公安局黄石港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在办案,但未出示证件和相关的法律手续。事后高宏震才知道,案发当天,黄石市公安局出动数十辆警车、上百人,团团包围联谊集团所在写字楼的出口,部分警察荷枪实弹。此地,距离湖北省委省政府办公大楼,直线距离不过数百米。见此情景,高宏震明白,警方终于行动了。此前一年,因同业竞争,湖北融泰典当有限公司(下称“融泰典当”)被人举报借款过程中存在挪用联谊公司巨额信贷资金的行为。工商资料显示,2002年,数家独立公司以联谊公司为母公司,组成湖北联谊实业集团(下称“联谊集团”)。2009年,融泰典当成立,并入联谊集团旗下,独立开展业务。此前,联谊集团旗下一公司与其他一家有资质的典当公司合作。联谊集团成立后,实行“资金池”管理模式。“联谊集团采取的是统一调度、分账管理结算方式,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立账户,只能调度自有资金。”联谊公司负责人解释说,“典当和联谊公司没任何关系。”关于“资金池”资金的使用问题,正是一二审法庭上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也是湖北众多从事典当、投资的民营企业家担忧所在。因此,当这些“未出示证件”的警察带走高宏震时,他认为“抓错了人”。他不是融泰典当的法定代表人,也未在融泰典当任职。一审判决书中,高宏震及联谊公司是行为主体。从案发起,包括法学界知名人士樊崇义、赵秉志等诸多法律人士就称办案机关搞错了行为主体,通俗地说就是黄石公安局“抓错了被告”。据高宏震讲,回到办公室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开着他的奥迪A6,将他带到了湖北省公安厅一个招待所。大约晚上11点,他乘坐一辆奔驰S320到达黄石市黄石港区公安分局,后被安置到黄石市聚宾大酒店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除了供审讯用的一桌一椅,什么也没有。

这个被称为“领导批示、公安部交办”、并参与“全国十大精品案件”交流的湖北联谊公司案,经过长达5年的漫长时间,于2015年8月18日,二审由湖北省高法在黄石开庭。尽管“中国典当第一案”的一审二审均对被告的主体身份存在巨大争议,实际上案件的背后焦点则是典当与金融监管权之间争夺。正如一审判决载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典当行业的发展在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和居民应急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消失30多年的典当行业于1987年复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后2003年典当行业由央行划归商务部主管,2005年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现行的《典当管理办法》。联谊大案始于典当公司融资,立案之初来自银监会的批示,号称涉案金额高达54亿元,依据的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在公安部、商务部以及工商部门获得审批、注册等手续的典当行为却在诉讼中被忽视,则将联谊公司推上了“非法经营罪”的位置。按照商务部门的说法,“典当第一案”的意义在于“典当行业事关众多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此案的判决将会有极大的示范意义。”著名律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子程认为,如果该案非法放贷罪成立,那么可以说,全国的典当公司都是在用典当的名义进行非法放贷之实。在多方关注和博弈下,“典当第一案”一审判决仅仅认定犯罪嫌疑人获利132万元,二审判决截至目前还未作出。主体张冠李戴?案发于2008年8月26日的联谊公司案,在检方两次退侦后,于2012年3月26日开庭审理。经过20个月的沉默期,一审法院终于2013年11月27日下达判决书。法院判定,湖北联谊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联谊公司”)及其董事长高宏震犯高利转贷罪,并被处以不同刑罚。此前,检方起诉的非法经营罪,一审法院予以否定。联谊公司二审辩护人高子程认为,典当的经营主体为融泰典当公司,绝非联谊公司,一审判决一直在混淆经营主体。“张冠李戴,行为主体搞错了。”高子程说。樊崇义、赵秉志等众法学专家也支持这种观点。法律上的所谓主体错误,通俗的解释就是抓错了人。高子程在法庭上表示,黄石公安局通过公安部上报银监会时隐瞒了典当公司这一真实行为主体,而将业务“移花接木”为联谊公司所实施的经营行为。“联谊公司没有典当资质而开展典当借款业务,这就是个无照经营行为,也就是非法经营行为,这需要银监会进行行政认定吗?”据检方的起诉书,自2007年起,联谊公司通过民生典当、融泰典当等,共放贷72笔,共计发放贷款19亿元,其中5000多万元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因这72笔放贷业务,联谊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及高利转贷罪。工商资料显示,联谊公司成立于1994年,注册资金1.2亿元,法人代表为高宏震。2002年,联谊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发起成立了湖北联谊实业集团(下称“联谊集团”)。联谊集团于当年在湖北省工商局备案,为非法人企业,由联谊公司对内代为行使管理权。2007年,联谊集团旗下成员公司与民生典当合作,进军典当业。2008年,湖北融泰典当有限公司(下称“融泰典当”)成立,加入联谊集团。联谊集团旗下公司遂终止与民生典当的合作。

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 ,历时三年有余,有“典当第一案”之称的湖北联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谊公司”)涉嫌非法经营案,终于等来了一审判决。

11月29日上午,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黄石中院”)对于此案做出一审判决:涉案公司联谊、雪正被判非法经营罪不成立,联谊公司及该公司三名高管构成高利转贷罪。

由于现行法律对于高利转贷罪界定的模糊,此案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法律专家认为,高利转贷罪可能成为新的“口袋罪”,此案的判决加大了典当行业的法律风险,并折射出民间金融面临的诸多困境。

典当有罪?

“我们是无罪的,法院的一审判决是错误的,我们会提起上诉。”联谊公司董事长高宏震对《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记者表示。

联谊公司创立于1994年,主营钢材贸易,注册资本1.2亿元。2002年联合其他五家独立法人企业组成联谊集团。最辉煌的时候,联谊公司年度经营收入超过60亿元,位列中南五省第一,并在全国钢贸行业中排名第四位。2007年,钢铁行业的低迷,联谊公司决定涉足典当行业,寻求新的发展领域。

2009年一封举报信改变了联谊集团发展轨迹。当年8月,国家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接到举报,称联谊公司在典当业务放贷过程中,存在挪用银行信贷资金行为。

2011年12月7日,湖北省黄石市检察院以“联谊集团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涉嫌非法经营罪”为由,对联谊公司及高宏震等八名公司高管提起公诉。

2012年3月26日,黄石中院公开审理。检方认为,联谊公司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伙同其他投资公司或单独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违法向不特定对象高利发放贷款逾19亿元,构成非法经营罪;同时利用银行信贷资金高利发放贷款5000多万元,构成高利转贷罪。

因“非法经营与高利转贷属于竞合行为,应当以非法经营罪一并追究联谊公司刑事责任”,对该公司董事长等八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两名直接责任人员也应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责。

但被告及其辩护人认为,联谊公司与典当借款业务无关,既未以自己名义对外放贷,也未从任何所谓的放贷业务中获得任何收益,所谓非法经营行为实际是典当公司合法的典当借款行为,控方所指主体及行为定性错误,因而均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自2012年3月26日庭审结束后,时至今日已经过了20个月,黄石中院才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据一位了解此案情况的人士介绍,由于此案案情复杂,黄石中院很可能将此案的法律适用问题逐级上报到了最高法,所以才会延迟至今。

对于联谊公司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问题,黄石中院在判决称,“被告单位湖北联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被告人高宏震等向不特定的对象高利发放贷款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该项罪名不能成立。”

而关于高利转贷问题,黄石中院称,联谊公司及被告人高宏震等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利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共计利用信贷资金5482.941349万元用于发放贷款,违法放贷利息收入为131.885352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高利转贷罪。判处联谊公司罚金300万元,该公司负责人高宏震、涂翔、陈小兰分别被判处3年、2年、2年,均缓刑。

黄石中院的判决引起了极大争议。联谊公司方面认为,典当借款是融泰典当的合法业务,与联谊公司无关。何况,联谊公司相关账户当期自有资金存量远大于其当期调出资金数额,并不能认定其发放的当金就来自于银行贷款资金。

或现新“口袋罪”

联谊公司采取的借助“资金池”模式扩大典当资金规模的做法,在典当行业并非个案。作为全国首例“因典当业务致刑案”,联谊公司被判高利转贷罪成立,此案备受典当行业和法律界关注。

金融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计静怡介绍,所谓“资金池”,是指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一些集团公司具有综合业务优势,能够因某一项业务获得巨额信贷资金,但恰恰其该项业务盈利能力弱,势必会造成集团调用该笔资金支持其他盈利能力强的业务。尤其集团公司财务统一管理,形成内部资金池,可以更加方便地“综合使用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企业看来,这是正常的内部资金调配,由于现在法律对于高利转贷罪界定并不明确,所以这种模式的法律风险很大。”计静怡说。

资深刑辩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张殿龙介绍,目前法律对于界定如何构成高利转贷罪并不明晰。

特别是在司法实务中,有的司法机关认为“转贷牟利目的”产生时间不影响高利转贷罪构成。因为要准确证实行为人转贷牟利目的产生的时间,不仅会增加司法成本,且实际也很难做到。也就是说行为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产生转贷牟利目的,也构成此罪。

“目前,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转贷牟利目的”产生时间是否影响高利转贷罪的认定。”张殿龙说。

所谓“口袋罪”即是对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与某一法条的相似,而直接适用该法条定罪的情况。

刑法学家韩友谊认为,联谊公司被判高利转贷罪成立,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高利转贷罪是目的犯,即行为人在获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时,就必须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否则不能认定构成犯罪。如果不在此处作出严格限定,那么高利转贷罪可能会被滥用,成为一个新的“口袋罪”。比如,现在企业之间的借贷很普遍,如果出借方有银行贷款,再向其他企业出借资金,就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希望最高法能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区分高利转贷罪与非罪的界限,使企业正当的经营活动受到法律保护。”计静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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