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GDP-6.8%:安倍经济学捉襟见肘

在北京读日本的报纸杂志,感觉日本今年4月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升到8%,非常受民众的欢迎,日本经济不仅没有因为提税而出现困难,而且对安倍经济学愈发有了信心。  “安倍是个很有运气的人,任何事到了安倍那里就会逢凶化吉。”天天围着安倍内阁转,为安倍歌功颂德的日本记者对笔者说。  如果单看外交的话,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在日本国内外获得了相当多的理解与支持。安倍说,中国在动用实力改变国际关系。尽管他并没有拿出具体的例子,但日本媒体听他们的首相这么一说,便开始营造中国威胁的气氛,让人觉得安倍说得有道理。  国家首脑成为空中飞人,出任首相刚刚一年半,出访47个国家,每个月必定外出访问数日,而且到处谈中国威胁,这样的做法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有日本的特殊背景。1亿日本国民已经在经济失落中坚持了二十年,他们中间很多人看不到前途,即便不谈二十年前的辉煌,但至少希望今后能走出失落。安倍去世界各国组织包围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向中国示强,让日本民众在心理上感受到了某种自信与豪迈。  但是外交不能让人吃饭。8月13日,日本内阁府发表了今年第二季度GDP情况。经济财政再生大臣甘利明说:“今年4~6月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速报值,在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其实质季节调整值与去年同期比,减少了1.7%,按年率换算的话为减少6.8%。”甘利大臣宣布这个数字时,脸上笼罩了厚厚的一层阴云。  日本媒体报道的民众对消费税的“欢迎”,安倍外交的巨大“成功”成为过眼烟云后,现在显现在日本民众面前的是-6.8%的经济倒退,日本民众希望的经济振兴,愈发虚无缥缈。  GDP减6.8%,超出预想  以日本媒体对安倍经济学的信赖,从舆论反应的情况看,今年第二季度涨税后,日本GDP应该不会受太大的影响,结果甘利大臣宣布的“-6.8%”让人大吃一惊。  4月1日前,日本的消费税为5%,从这天起提升为8%。看日本最大的经济报纸《日本经济新闻》,感觉日本人民在欢欢喜喜“迎接”消费税的提升。一旦提升了消费税,安倍经济学中强调的物价上升就有了保证。二十年来日本经济受通货紧缩的影响,一直处于失落状态,有了这次的消费税提升,国家就能从通缩中走出来,日本经济就能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提升税率,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日本媒体特别强调4月以后,百货公司千客万来,零售业基本未受影响,供销两旺。让人觉得安倍内阁就是有能力,在如此高地提升消费税税率后,民众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安倍,信赖安倍,通过消费来支持安倍。  其实真实情况不像日本媒体报道得那么光辉灿烂。至少从内阁府发表的数字看,GDP-6.8%比1997年涨税(从3%提升到5%)后的下滑(-3.5%),要严重不少。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年12月前需要对明年10月是否再将消费税提升2%,达到10%作出决定。  如此快速下滑的原因何在,甘利给出的解释是涨税前的1到3月,日本出现了抢购,而抢购后的消费开始大幅减少。  日本内阁府分析,汽车、电脑等耐久消费品及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状况大幅下滑,住宅投资猛降10.3%,这是本次拉退GDP的主要原因。  现今的设备投资中,软件的投资占了很大一块。微软WindowsXP在4月8日终止服务,软件在此前出现了更新高潮,等进入4月后,软件的需求一下子少了起来,让设备投资也出现了较大的倒退。日本设备投资在4~6月减少了2.5%,一年零三个月来,首次出现了减少。同时公共投资与去年同期比减少了0.5%。  今年7~9月,日本需要加大政府投资,靠这些来改变GDP下滑的趋势。但目前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已经在1000万亿日元以上,能拿出的资金十分有限。  消费减5%,趋势难变  日本GDP中的大约6成来自个人消费,这部分消费在4~6月期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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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日本内阁府公布了3月份的景气动向指数,时隔2个月再次下调。更受世人关注的是,自2013年1月以来时隔74个月首次以“恶化”界定日本经济走势。一时间,日本经济的未来颇有前途未卜、愁云惨淡之感。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这一景气判断既是对近一个时期经济数据分析的“技术性结论”,更是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趋势的基本预期。消息甫一公布,就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冲击,在日本国内荡起了层层的社会心理涟漪,但整体而言,其信号意义仍大于实际意义,其对日本社会的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日本即将步入的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工资会上涨从而推动消费支出。”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他的顾问们在今年4月向日本民众宣传上调消费税好处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对于日本经济敏感性的“切身体会”

然而,现实与宣传还是出现了相当大的出入。

对于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产业链的日本经济而言,周边经济情势的风吹草动都使其深受牵连。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日经济利益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日本很难独善其身。因此,此次日本景气判断的下降深刻反映了中日经济的高度“关联度”和“同步性”。5月14日召开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首次针对这一景气判断做出回应,表示需密切“留意海外经济的动向”。不仅是决策者和产业界,普通民众对中日经济的“连带感”也更为强烈。

8月1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其上调消费税以来的第一份经济增长成绩表——成绩之差令人震惊。数据显示日本第二季度GDP折合成年率环比萎缩了6.8%。萎缩幅度创下2011年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以来最大。而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减少,企业投资下降正是造成日本二季度经济表现如此糟糕的两大关键因素。

2016年10月至2018年8月的连续23个月中,日本内阁府对经济的“基调判断”始终是景气扩大和经济“改善”。2018年9月之后,受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这一判断的基调逐渐下调。尽管如此,在今年4月的月度经济报告中,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仍停留在“缓慢恢复”。此次却一举越过红线,变为“恶化”。日本经济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车、半导体等主要产业的生产疲敝、出口减少,而背后的首要因素则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日本对华贸易萎缩。例如,3月份,日本对华出口中,金属加工机械、液晶产品等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9.4%。4月份,日本的机床订单与去年同期下降了33.4%,已连续7个月出现回落。

如果说“工资会上涨从而推动消费支出”是安倍认为的“良性循环”,那么日本二季度GDP所发出的或许是日本经济再一次步入“恶性循环”的警报。

表面上看,中美贸易摩擦长期胶着乃至螺旋升级对于日本经济并非完全是个坏消息:机械、电子、塑料制品等部分产业的日本企业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的替代者,分享一部分意外的收益,美国产大豆、牛肉等产品的进口价格也有可能下降。但整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的负面冲击仍占据主导地位。对此,日本国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2013年2月在出任日本首相之后,安倍以货币、财政和增长战略“三支箭”为基础打造了“安倍经济学”概念。通过这“三支箭”,安倍希望的是激起因陷入通缩而萎靡不振的日本民众的消费欲望。然而为了同时“卸载”影响日本经济的另一“定时炸弹”——日本政府逾千万亿日元的债务负担,安倍又不得不对日本民众的消费行为加税。安倍这种左右互搏的思路被外界视为是一种“赌博经济学”,而也正是在这种“赌博心理”的趋势下,日本的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

根据201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按当时的中美贸易摩擦报复清单计算,全球GDP在两年内将下降0.5%,而日本的GDP有可能下降0.6%。随着新的数轮贸易报复的出台,这一数字势必进一步上升。IMF最新公布的预期是将世界经济增长率下调至3.3%,比前一个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IMF甚至认为,中美贸易不排除下降30%~70%的可能。而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最新贸易统计,2019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和对美出口有可能分别减少20%和19%。雪上加霜的是,在美国对华提高关税的最新一轮清单中包括苹果手机、电脑等产品,这对日本企业将造成更大的冲击。

在8月13日公布的数据中,
日本第二季度实际GDP初值季率为-1.7%,而此前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长率1.6%,也被下修为1.5%。日本政府表示,这只是因消费者为抢在消费税增加前购置汽车等大件商品,进行提前消费,所导致的经济暂时下滑。然而,另一些倾向历史经验的专家则认为此次GDP的下滑与1997年那次类似甚至更为糟糕。“1997年提高消费税之后的那个季度,日本经济增长萎缩了3.9%。然而此次如此大幅度的下滑,甚至有可能会遏制日本目前经济复苏的势头。”摩根大通日本首席经济学家菅野雅明说。

或许更为吊诡的是,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日本“挡箭牌”的角色。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得以阶段性缓和,美国贸易压力的矛头很有可能直指日本等其他伙伴乃至盟国,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将重重落下。

相较于笼统的GDP数据,一些更具备指标性的数据或许更容易说明问题。

围绕提升消费税税率的“心理攻防”

在当天公布的同一份报告中,占日本经济份额60%的民间消费降幅创历史新低也许能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增加消费税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消费支出季率下降为5.0%,大大超出预期中的3.7%。

日本政府原计划在今年10月将消费税税率由8%提升至10%。此前,消费税增税已两次延期,俗话说“事不过三”,安倍政府原本对执行这一计划的立场颇为坚决,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经济形势的突变使其平添了诸多变数。消费税税率究竟是否如期上调?这一问题成为当前日本社会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之一。

在日本二季度GDP数据出台前一周,日本后生劳动省刚刚给出了目前日本就业市场的情况——空缺职位创22年新高,但实际工资指数却连续12个月下滑。数据显示,日本6月求才求职比从5月的1.09上升至1.1,创下1992年6月以来的新高。然而大量的空缺职位,却没有换来预期中的薪酬上涨,6月还是日本企业夏季奖金集中发放的月份,但是在消费税的影响下,奖金所带来的现金增加并没有让这一数据变得更好看一些。初步数据显示,在结合了人均现金收入与物价变动情况进行综合计算后,日本6月实际工资指数较去年同期下滑了3.8%,为近四年半以来最大降幅。这也是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连续12个月出现下滑。此前为了应对上调消费税的影响,日本75%的企业已经上调了雇员工资。然而在日本政府下调企业税之前,日本企业的加薪意愿都将难以赶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而安倍政府所承诺的最早下调企业税时间也需要等到2015年。

消费税税率提高与否,一直是日本各个政党的主要意见分歧,部分小党甚至在本党竞选纲领中以反对立场为核心主张,以决绝之态显示本党的存在感,吸引特定选民的支持。此次数据和评价一经公布,在野各党如获至宝,纷纷抨击自民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执政无能”和“一意孤行”。立宪民主党等都借此机会兴师问罪,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贸然增税对于民生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明确反对在今年10月提高消费税税率。自民党党内也有部分声音表示应谨慎行事,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萩生田光一等人此前一度还因与政府立场存在偏差,差点因言获罪。此外,今年夏天参众两院是否有可能同日选举的悬念尚在发酵之中,事实上也与是否提升消费税税率等党派斗争和意见分歧紧密交织。

“即使雇员变得稀缺,但工资涨幅却继续下滑,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无疑是通缩。”
摩根士丹利东京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罗伯特·费尔德曼说。

为此,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官房长官菅义伟、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等多位重要阁僚以及自民党内的二階俊博干事长、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加藤胜信总务部长等人在第一时间统一口径,近乎众口一词地表示,只要增税的影响“不至于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就应如期按计划执行。

在“安倍经济学”运行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日本经济似乎依然没有走出通缩的死胡同。与此同时,消费税的再次降临很有可能会将安倍逼入另一个“魔咒”。

5年前消费税增税之时,曾一度引起日本汽车、房地产等大额消费的巨幅回落。为缓解增税的冲击,日本政府在2019年度的预算中已经出台了高达2万亿日元的应对措施,其中就包括非现金购物的积分返点制度以及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超值消费券等。此外,日本政府也出台了针对住宅和车辆购置等的减税措施,但消费税税率提升对消费和经济整体的消极作用仍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按照日本议会于2012年8月所通过的上调消费税议案,新的消费税法案将分两个阶段进行增税。首先从2014年4月的5%税率上调至8%,然后在2015年10月前进一步上调至10%,从而将日本的消费税提高一倍。然而,这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所通过的提高消费税议案中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后门”——即消费税的上调必须以经济形势良好为前提。但是对于何种情况属于经济形势良好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语和标准。如果按照国际惯例,达到2%时才能算一国经济状况发生好转。但是,安倍及其盟友似乎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一标准。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以及公明党资深议员都曾经表示,他们认为的日本经济状况好转标准应该是日本经济达到潜在增长率——即3%。然而自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还未曾达到过2%。即使是在日本央行开足马力“印钞”的2013年,日本GDP的年增长率也仅为1.6%。之所以将提高消费税的前提条件制定得如此高,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出自日本政界对于“消费税魔咒”的恐惧。

对“安倍经济学”的批判之一往往指责其“缺乏实感”。批评者认为,安倍政府刻意选择“股市兴旺”、“工资上涨”、“充分就业”等表面上有利于己的指标,为“安倍经济学”脸上贴金,但日本经济的本质并未有效改善,结构性问题甚至进一步积重难返。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安倍政府的法宝无非是量化宽松政策,希望通过提高通胀率来刺激消费,实现理想中的“传导机制”和“正向循环”。老百姓并非真正的受益者,难以感受到所谓经济增长的实惠。

消费税在日本政坛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日本的每一次消费税调整都是以经济下滑,首相下台为代价。1989年,竹下登内阁决定开征3%的消费税,同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把消费税提至5%后,日本零售业指数下跌了25%,桥本龙太郎也因此结束了自己的首相生涯。而随后的亚洲货币危机更是加重了这一局面,所造成的通缩危害至今没有结束。2012年,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通过提高消费税议案后仅一个月便宣布辞职。因此,即使是凭借着75%支持率上台的安倍政府在面对消费税问题时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反过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恐怕很少有比提升消费税税率更为切身的“实感”了,每一天、每一次的消费都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其心理反弹可想而知。但恐怕也恰恰因为如此,对于增税带来的“阵痛”,此次“景气预测”无异于提前打了一剂更大剂量的预防针。在一定意义上,这对于进一步培育民众的“心理预期”、提高“福利损失忍受度”不无助益。鉴于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混乱等国际事态并非日本所能掌控,对于增税之后可以想见的经济萧条和民众负担,事实上也多了名正言顺的“罪魁祸首”。

8月11日,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称,在对1000名日本民众进行了电话调查后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虽然较7月反弹了6个百分点,但也仅为51.8%。自今年4月,做出消费税调整决策以来,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就始终保持在50%附近。7月份安倍内阁宣布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内阁支持率曾降至47.8%。

与此同时,日本老百姓对于少子化、老龄化不断恶化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也深有体会。为此,安倍政府始终强调,增税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确保新增的税源用于“新时代的社会保障转换”,在育儿、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实现更大的免费服务。

安倍经济学的失效,以及外交政策的僵化正在侵蚀着安倍上台以来所拥有的最大信任度。一旦再次提高消费税,安倍政府或许将彻底失去选民的信任,然而如果不如期上调消费税,日本则会丢掉全球投资者的信心。今年5月,日本国债总额首次突破了1000万亿日元,即10万亿美元大关。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两倍,比德国、法国和英国经济规模总和还要高。“如果提高消费税计划被搁置,可能会促使国债利率提升,削弱日本的偿债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对日本经济评估报告中称,“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推出所需的额外改革,提振潜在的经济增长和缩减公共债务,日本的经济和债务健康问题恐加重。”

面向“安倍景气”终结的“未雨绸缪”

在2015年10月做出再次提高消费税决定前,安倍晋三将要经历2015年春天举行的地方大选,以及2015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新任总裁选举两大考验。如果一旦地方选举安倍内阁支持率跌破40%,那么安倍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势必会遭遇到极大挑战。在提振经济与维持政治生涯之间如何取舍,可供安倍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去年12月,日本的景气动向指数研究会认定,截至2017年9月,“安倍经济学景气”已连续58个月,超过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排名战后第二位。而事实上截至目前,“安倍经济学景气”早已超过73个月的“伊邪那美景气”,坐上战后最长景气期的交椅。经济景气的恶化预期似乎有可能使这一“安倍经济学景气”戛然而止。人们不禁要问,“安倍景气”终止的一天是否即将到来,甚至已经到来?

2008年6月~2009年4月以及2012年10月~2013年1月,日本曾出现了两次对经济形势“恶化”的评价,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2012年年底的那次“恶化”发生在安倍再度上任伊始,因此,彼时的“恶化”更多的是前任民主党政府的“遗产”,也是重夺政权的自民党所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在于摆脱通缩。从根本上讲,雇佣和收入环境的改善是日本经济行稳致远的最重要基础。也确如日本政府在近期多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解释的,建立在设备投资和国内消费之上的内需仍是日本经济的根基所在。在外需低迷的大背景下,扩大内需势在必行。然而,内需的提振非一朝一夕之事,且改元前后的十连休事实上已释放乃至透支了部分消费热情。

进入令和时代后,日本股市一路向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则接连走高。根据5月20日日本内阁府刚刚公布的季度GDP速报,2019年1~3月实际GDP增长0.5%,换算成年率则增长2.1%,均高于此前预期。对于这一“意外的惊喜”,业界纷纷表示,如中美贸易摩擦向长期化方向发展,日本经济面临的不安和困顿仍不容小觑,4~6月的GDP有可能实现零增长。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在速报公布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数字的优劣起落不应时喜时忧”。这一态度恐怕也同样适用于对日本经济景气的冷静观察。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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