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秋风:书院传统与大学精神

神交已久的朋友东林书院魏东林先生发了一条微博:  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如此“校史”就是个“笑史”,若如此,湖南大学岂不比12世纪创建的牛津大学还早300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种精神。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的校址、校舍、校产,并开创了数以亿计的门票收入,但真正的继承,是继承其精神。斯人千古,文脉断裂,羞谈“前身”。  言辞有点激烈,大学可能听着有点刺耳,但确实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大学精神究竟应当从何处去找?大学的“前身”对于“今身”的意义究竟何在?  受无所不在的进化论之影响,受中西状况巨大差距之刺激,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当然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及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各界精英,普遍具有强烈的进步主义理念。人们普遍以新为美,拼命追求现代化。为此,不惜对固有文化进行全盘破坏。比如,那个世纪中期,各种老字号都消失了。大学同样被集体动了一次大手术:本来好好的大学,被拆拆合合。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中断,面目全非。即便北大,同样如此:人们今天似乎都以为,未名湖伴随着北大的成长。其实,北大是雀占鸠巢,北大现校园是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园。到上世纪90年代,大学又被动了一次手术,刚有几十个年头历史的大学,在心血来潮的大学合并浪潮中,又被活活掐死。  不过,这种求新的疯狂劲儿毕竟弱多了。从80年代起,社会趋于正常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趋于正常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是:老物件值钱了。商业界的老字号价值飞升,刚鼓捣出来的白酒,也纷纷然打着大明朝的旗号招摇于市。大学也同样开始追溯自己或真或假的历史。北京大学把自己追溯到大清的京师大学堂,还算靠谱。有些大学,因为占着当初教会大学的校区,把历史也上溯于19世纪后期,让人有点怪怪的。更有些大学,比如湖南大学,因为与古代的书院有关,把自己的前身定位于几百年、上千年之前,虽然有点牵强,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  不管怎样,大学知道追溯自己的前身,总是一件好事情,也离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质接近了一步。文明是共同体的知识和智慧在时间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教育是高级文明体的血脉,它把文明灌注于社会成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承载者、建设者。古代的书院、西方的大学就是高等级的文明教化载体,它们都有文明传承意识之自觉,更进一步说,都有本文明之永恒性的守护者意识之自觉——在守护中,也自然有变异。西方现代最卓越的大学,也都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有始而无终的时间之流中,把自己当成文明传承的一个环节。  中国的大学知道追求自己的前身到19世纪中后期的书院、大学,甚至到宋代、明代的书院,并到处炫耀,这可以说是文明传承意识的自觉。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最肤浅的一步。由此,大学应当继续往前走,比如,北京大学能否承接当初京师大学堂的精神,或者湖南大学能否承接岳麓书院的精神。  不仅仅是精神,还有教育理念。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之建立,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理念偏差:几乎完全倒向现代的技术性知识之传授,而忽略文明的传承与滋养,忽略人之养成。这样的教育理念完全与古典教育理念相反。如朱子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所说,古典之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古典大学则“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是大人之学,也即君子之学。小学、大学都包含技术性知识之传授,但根本目的则在立人、成人,知识传授是服从于这个根本目的的:小学培养普通人为完整的人,大学则培养领导社会之君子。现代社会当然与古典社会不同,对技术性知识的需求较多,但决不意味着立人教育就不重要。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因此,大学既然愿意以书院为前身,那就应当继承书院的教育理念,以传承中国文明为己任,以立中国人为己任,以培养堪当社会各个领域领导之责的仁人君子为己任。这些是古代书院的目标。今天,不需要所有大学都追求这样的目标,也许,大多数普遍大学的责任就是培养技术性人才。但中国文明也传承,中国社会要有良好秩序,就需要一些大学承担起这些责任。  那些自认为有历史传承的大学,对此责任义不容辞。比如,湖南大学似乎可以尝试把岳麓书院办成大学里的一个特区,恢复岳麓书院的人才养成模式。比如,吸收全省最优秀的青年,可来自各个大学,甚至可以是在职者,延聘名师,于正常学业之外,研读中国经典,尤其是经学、史学,并修习礼仪;同时也研读西学经典。如此大人之学之展开,也完全可以提升整个大学的精神气质。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编者按

新华社长沙2月1日电 题:探寻千年岳麓书院的百年兴衰史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书院是极其醒目的地标。唐宋以来千余年间,书院所体现出的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学术追求,以传道新民为己任的价值取向,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教学相长、教教相长、学学相长为特征的教学理念,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鲜明象征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斯文正脉。

新华社记者白少波、谢樱、张千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于淼漪3年多来,每次走过书院的大门,心里都会默念一遍门口的楹联。岳麓书院经宋、元、明、清四朝,历时千年,弦歌不绝,一代代人才从这里走出。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学脉,弘扬书院精神,《光明视野》版将通过系列报道来聚焦书院的前世今生,挖掘书院中的文化脉络,探求书院传承和发展的更好路径。

今天,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在这座古朴的千年庭院里,兼顾“为学”与“修身”,致力于继承古老书院教育传统,将其融入现代教育发展,走出一条传统和现代兼容并蓄之路。

作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一种教育形式,书院始于唐、兴于宋,至南宋时发展成熟,经元、明、清直至近代改制为学堂。

百年难解的一道题

千百年来,继往圣、开来学,书院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养者、造就者,还辐射到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家,至今仍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岳麓书院创建于公元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之材,成为古代着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进入新时代,书院该如何活在当下,继续扮演好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我们又该如何推动书院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成为值得关注的时代话题。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19世纪末20世纪初,岳麓书院千年的宁静被打破。20多年里,书院先后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到1926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在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下,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教育组织方式被舍弃,岳麓书院本身也逐渐分割成为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小学校舍,不再是开展高等教育的场所。

壹.千年一脉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重振岳麓书院,湖南省开始对书院进行多次修复。古代建筑修复已经不易,而古代书院的教育精神与理念要在现代社会得以实现,更是不易。

初夏的岳麓山,林深叶翠。拾级而上,及至山门,宋神宗手书的御匾映入眼帘时,岳麓书院便到了。

如何在当代中国把传统文化融入“教育强国”的建设内核?“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肖永明说。

如果从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开设“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算起,岳麓书院的历史已逾千年。千百年来,岳麓书院人才辈出,正如院门旁悬挂的对联所描述的那样——

汲取书院古老智慧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交流密切、感情笃厚的师生关系是书院精神的核心。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是我们传承书院精神的重要切入点。”肖永明说。以师生密切互动为核心的本科生导师制,可以将以课程为中心的现代大学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书院教育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一个流水对,成于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彼时书院大修完工,学生们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袁名曜出了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国人才众多;贡生张中阶应声对出“于斯为盛”,语出《论语·泰伯》,意思是在书院尤其兴盛。

于淼漪刚入学时,导师钱永生的教诲让她记忆犹新。钱教授带着她们几个学生在湘江边行走、畅谈,整整一个白天聊学习、生活,更聊自己心中的烦恼。

“‘惟楚有才’可以说是岳麓书院的一个真实写照。自成立始,岳麓书院始终立足于学术前沿,一直是三湘学子乃至天下学人向往的儒家文化圣殿。”肖永明说。

“导师告诉我,学贵立志,立志才能确立前进的方向。”刚进入大学的于淼漪有点不知所措,导师犹如慈父般的教导让她很快找到了大学生活的目标。如今她选择了留校读研,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业水平。

宋代,岳麓山被誉为“道林三千众,书院一千徒”;南宋时期,胡宏、张栻等着名理学家曾经在此讲学、授徒,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形成湖湘学派。着名学者朱熹不远千里来访,在长达两个月时间内与张栻讨论“太极”“中和”问题,留下了“朱张会讲”的佳话,开书院发展史上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

2017年6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毕业典礼上,历史学本科生刘楚莹和同门师兄一起向导师邓洪波教授鞠躬行谢师礼。大学4年,刘楚莹碰到很多烦心事和选择。“邓老师把我遇到的‘牛角尖’问题一一给解答了。”在刘楚莹眼里,邓老师不只是她学术的领路人,更是她值得信赖的长辈,是精神导师,是她成长路上的“灯塔”。

明中期,王阳明来到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讲学传道。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在这里求学。

师道兴、教育兴。岳麓书院副教授殷慧说,千年学府秉承人格培养、务实治学、博学多思的教育传统,追求的是“求学”与“求道”的统一。这种厚重的书院传统文化注重因材施教,融德行与学问为一体,注重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更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这些都是当代岳麓书院正在继承和弘扬的。

清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杨昌济等都从岳麓书院走出,留下“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美誉……

以传统滋养现实

同样在湖南,距长沙不到两百公里的衡阳,石鼓书院更早萌芽。1200多年前,唐代士人李宽在石鼓山结庐读书,刺史吕温曾访之,题名为“寻真观”,成为石鼓书院的雏形。

“导师以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来影响和感染学生,引导学生进步和成长,这正是我国古代‘教育’的意义。”岳麓书院副教授陈仁仁说,这种导师制既回归传统的人格教育,又有西方的知识教育,使学习西方与回归传统并行不悖。但当代大学教育不能止于此。

宋至道三年,邑人李士真将其拓展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湖湘学子和文化精英在这里汇集一堂。随后,宋太宗、宋仁宗先后赐额,石鼓书院如日中天。南宋淳熙十四年,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倡导以义理之学授徒和书院教学要重践履、穷理而笃行等理念,成为中国古代书院共同遵循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原则。朝廷赐额、朱子作记两件大事,使石鼓书院名扬天下。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就在湖南书院星辉灿烂的同时,数百公里外的江西九江,被誉为“海内第一书院”的白鹿洞书院,正在庐山五老峰南麓茁壮生长。

在实施导师制的基础上,岳麓书院进行了将传统文化教育全面融入当代大学教育的各种探索。

时光追溯到唐代,诗人李渤来此隐居读书,因李渤养有白鹿,居所便被称为“白鹿洞”。白居易过江州时,曾赠李渤诗:君家白鹿洞,闻道亦生苔。

肖永明说,岳麓书院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面向湖南大学全校开设“国学经典导读”,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教育通识课程中,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吴国富介绍说,南唐升元年间,朝廷首建书院“白鹿国学”,这以后,历代多个皇帝对白鹿洞书院均有御赐御批。南宋淳熙年间,朱熹任南康知军,到任伊始,他首先修复的就是已衰败的书院,并自任洞主,制订教规,邀请当时名家来此教学授徒,开“讲会”之先河。

学校的课堂里总是不乏这样的画面:年近七旬的经学史专家姜广辉教授把《易经》讲得出神入化;年轻帅气的陈岘博士在《春秋》研读课程中将现实社会和古代社会种种生活场景进行对比,生动而易懂;下课后,同学们围上来一起探讨交流,久久不散……

白鹿洞有了朱熹主持,四面八方的名流、学子聚集于此,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孜孜以求。朱熹甚至请来与他观点相左的陆九渊讲会,让不同的观点在书院讲会中碰撞。

教学相长、德业相劝、共进于道,岳麓书院的导师们对自身的德行和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入学礼、拜师礼、谢师礼和祭祀典礼,师生共同参与的礼仪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同时期,位于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也因群贤毕至而熠熠生辉。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嵩山文化学者宫嵩涛介绍说,从五代后唐清泰元年开始,嵩阳书院已经成为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着书、刻书等文化活动的教育场所。

殷慧表示,岳麓书院的师生们用思考和行动,致力于建设新时代教育强国。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范仲淹、邵雍、杨时等诸多名师硕儒讲学于此,成为程朱理学的策源地;吾道南矣、程门立雪等着名历史典故即源出于此;司马光不仅在嵩阳书院讲学,其史学巨着《资治通鉴》的第9~21卷还在这里编纂而成,留下千古佳话;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杨愈、谢降等人嵩山登高履胜,莅临嵩阳书院举行文学雅集,每人唱和嵩山诗十二章,今传于世,为嵩阳书院增色不少。”宫嵩涛说。

如今的岳麓书院开始再现当年的兴盛之貌。每年100余位海内外着名学者登坛讲授传统文化,国学网络直播创下了单次讲座在线听讲110万人次的纪录。“岳麓书院师生们在以传统文化滋养自身精神生命、造就‘明道济民’之材的同时,努力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辐射到全社会,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作出贡献。”肖永明说。

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这些中国书院的代表者,虽天各一方,却沿着相似的轨迹演进着。它们和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其余8000多所书院一起,继往圣、开来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成为卓越人才的培养者、造就者,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成为中国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此后,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也成为中国书院传播的目的地。

贰.百年流转

时至晚清,历经辉煌的书院,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引起中国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书院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肖永明介绍,光绪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将教学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两门,增加算学、译学两门“西学”,还在每月的院考中废除八股文的内容。王先谦还购买宣传“新学”的《时务报》发给学生读。不过,受制于时代,王先谦的改革立足点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书院之外增设学堂以传授西学。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迫于时势,采纳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下诏全国书院改为学堂,省书院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渐推行。

光绪二十九年,新到任的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课程有经学、史学、国文、舆地、算学、物理、化学、生理、英文、体操等。

至此,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从传统书院发展成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此后又历经多次变革,终于在1926年,于岳麓书院旧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1950年,毛泽东同志手书“湖南大学”匾额,一个近代教育的新阶段开始了。

20世纪70年代,湖南省委托湖南大学管理、修复岳麓书院,延续其千百年来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功能。目前,岳麓书院已经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岳麓书院如今是被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传统书院,目前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断高扬的今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应充分发挥接通传统与现代的优势,开拓出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一方面扎根中华大地,立足民族文化传统,从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资源,从中获得启示与借鉴,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学术体系,培养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现代人才。”肖永明说。

和岳麓书院类似,白鹿洞书院也在清末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中学堂管理,田租为中学堂经费。宣统二年,在书院旧址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白鹿洞书院遗址曾遭火灾,藏书大部分损失。民国七年,康有为曾题写“白鹿洞书院”横额,书院也偶有修整,但始终难挽颓势。抗战时期,书院遭到日军破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表示白鹿洞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接管,作为“中正大学”的永久校舍,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白鹿洞书院的遗址颇为关注。由地方文教部门派人进行管理。经过几十年重修,目前,白鹿洞书院已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自然保护区、庐山世界文化景观之一。

嵩阳书院则在光绪三十一年,开始了漫长的转型之路。宫嵩涛介绍说,光绪年间,嵩阳书院停办后,先后由嵩阳高等小学堂、中岳中学、登封师范学校、中共登封县委党校、登封县教师进修学校等断续使用。“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因为长年的只使用、不维修,嵩阳书院变得破破烂烂,濒临坍塌。”宫嵩涛说。

1982年至2005年,嵩阳书院开启全面维修保护,讲学、祭祀、藏书、斋舍、御碑亭、接官亭等历史建筑得到保护,清代嵩阳书院原有建筑布局和环境风貌得以恢复。

“书院教育在传统社会里历经波折,但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对于中国而言,西化及全球化的历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及传统教育的结束。这种结束,一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一日千里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带有‘休克式疗法’的偏激。”吴国富说。

传统书院的终结,是否意味着书院教育与现代教育南辕北辙呢?对此,吴国富持否定态度:“清朝晚期,传统书院宣告终结,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书院上千年的积淀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叁.老树新花

与郑州大学合作,新建一所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郑州大学嵩阳书院,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个层次的教育培养体系,嵩阳书院在新时代“活”了起来。

与九江学院合作,设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续编白鹿洞书院志》等书,白鹿洞也突破了历史藩篱,“活在了当下”。

除此之外,九江学院和郑州大学还联合开展“白鹿·嵩阳书院文化之旅”,通过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比赛、古诗词吟诵等文化项目,寻找书院的现代生存样式。

书院在当下,老树开新花。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的探索,是传统书院在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一个缩影。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书院的思想文化价值,以书院为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动,在保护和利用书院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很多经验。

“存世的书院理应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活’在当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现代人才作出更大贡献。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现代社会充分发挥书院的功能,包括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社会服务几个方面。”肖永明说。

“纵观人类社会的教育史,一类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一类是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教育,两者的目标、内容、方法都极不相同,但无疑是相辅相成的,不可互相替代。书院教育围绕‘人之所以为人’这一中心,以儒家经典为文本,以历史实践为案例,以书院为依托场所,以‘会讲’等为方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现实目标,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培育了广大民众的道德心理,促进了社会的优化,这些都是应该传承和发扬的。”吴国富说。

在肖永明看来,书院精神是书院的灵魂,是古代书院制度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在人文精神不断失落、功利主义愈演愈烈当今社会,书院精神越来越显现出其价值,需要我们大力的弘扬和传承。

“中国古代书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办学风格,逐渐积淀、凝练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这就是‘书院精神’。其具体表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院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重视生命意义、以人为本、立德为先、重视人格养成的人文精神;担当天下、传道济民、教化社会的经世精神;穷本探源、极深研几、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不囿成说、不断超越、与时偕行、引领学术思潮的创新精神;有教无类、自由讲学、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之间质疑问难,‘疑误定要力争’的自主精神。”肖永明说。

传统书院结晶的这些宝贵财富,如今也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珍视,在国内,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都纷纷展开书院制试点。2014年7月,这四所高校还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在北京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探索传统书院精神和现代大学精神融合共生。

“传承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首先需要对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需要在现代的文化、教育实践过程中借鉴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从中获得启迪。”肖永明说,现在很多学校,重知识的传授而轻道德情操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养成,书院教育强调“求道”“求学”统一的人文精神,不失为矫治这一偏弊的良药。“当下,不少大学新生在卸掉高考重压、摆脱严格管束之后,学习动力不足,对所学的知识不愿意深入思考。书院教育对学生自主性、主动性、怀疑精神的强调,可以为克服这种倾向提供帮助。”

吴国富也认为,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教育,凸显了重视科学、知识的长处,但也在人本教育上形成了短板。“以人为核心”的教育,是科学与知识教育无法取代的教育,它与人类社会相终始,必须经过很多历史实践才能较好地把握。

探索现代书院制,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吴国富认为,从内容上看,书院教育应当研究和传承儒家经典,以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为主体精神,背离这一主体精神,就不能称为书院教育。“知行合一,知与行良性互动、互相促进,是衡量书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标。能知不能行,或按照刻板的教条去行为,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国正面临着构建现代大学精神、大学价值理想的任务,传统书院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经世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自主精神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在对这些精神价值重新进行诠释、阐发之后,将其纳入现代大学精神之中。”肖永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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