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浙江经验:自发的城镇化更具生命力

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卫龙宝  特约撰稿 夏燕燕 本报记者 鲁怡  厉林
杭州报道  缺少大城市的浙江省,依靠小城镇的中小企业集群,几乎创造了浙江GDP的全部。  浙江的城镇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10年,浙江省城镇人口比重达61.62%,比2000年提高12.95个百分点,而全国的比例为49.68%。浙江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新突破,城市化率达到63%左右。在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浙江也遇到了当前具有普遍性的“土地财政”、“农民被上楼”问题。  今年2月,《浙江省城镇化体系规划(2011-2020)》被批准实施,在城镇化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该如何避免?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省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和挑战何在?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中小企业成长与城镇发展研究所所长卫龙宝教授。  小城镇,大发展  《中国经营报》:2010年,浙江省城镇人口比重达61.62%,比2000年提高12.95个百分点,而全国的比例为49.68%,可以说,浙江省的城镇化速度走在了前列。在你看来,浙江的城镇化是否存在“虚高”之势?浙江省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着哪些难题?优势又在哪里?  卫龙宝:浙江的城镇化肯定没有“虚高”,从全国来看,浙江大城市的比重很低,数量也较少。但浙江的城镇化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特别是浙江的中心镇的发展。浙江城市化的程度其实就是城镇化的程度,除了杭州、宁波、温州以外,浙江其他城市没有按照大城市扩张的模式来发展,是以农村城镇化的产业集群的方式发展。  浙江城镇化的难题是网络式的城镇化走得比较快,而以城镇建设用地短缺和产业集群分散难以集聚,使得土地集约的难度比发展大城市的难度更大。  优势在于浙江的产业基础支撑较好。农民创业者特别多,在城镇化进程中,跟城镇人口相匹配的工业化进程有着一定的优势,工业化程度比农民居民化的程度超前发展,这对城镇化的推进和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产业支撑。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提升城镇化质量成为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增强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但我国不少地方在新城镇建设过程中,仍偏重开发建设而未能审“市”度“产”,一些新城大多是政府主导人为造出来的,从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甚至“空城”“鬼城”现象。  与上述城镇化相比,于1995年就开展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的浙江省发展至今,一些小城镇已非常成熟,甚至发展成了初具规模的小城市,而这些小城镇大多是依靠中小企业的成长和非农就业人口的自然集聚形成,既有产业支撑又有人口支撑。浙江的城镇化经验有哪些精髓值得借鉴?近日,长期研究浙江城镇化问题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小企业成长与城镇发展研究所所长卫龙宝,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经营报》:2012年,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63.2%,这比全国平均水平52.6%高出近11个百分点。资源优势匮乏、没有很多大城市支撑的浙江省,为何城镇化率提升如此迅速?  卫龙宝:10年前,浙江的城市规模较江苏等其他省份差很多,在全国排位靠后。城市化率、城市设施、城市框架看起来都较为落后,但是浙江的经济总量和密度却位于全国前列。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为什么浙江相对落后的城市载体,能承载巨大的经济体。这其中就是城镇的作用,浙江网络化的城镇就像葡萄藤,承载了以块状经济为特色的浙江经济。  从中国的GDP贡献看,浙江人在省内创造三万多亿元,而在省外却创造了五万多亿,几乎占到全国总量的近20%。浙江经济的特色为“民营化推动的工业化”,或者叫作“来自于草根的老板经济”。
浙江区域经济为什么能这么迅速地增长?除了浙江人勤劳精明,我认为主要是产业集群的成长,让普通农民都有机会成为企业家。正因为是集群式的增长,浙江经济具有“民、轻、快、外、低、小”的特征,为农民简单创业起步降低了门槛,创造了条件。相当于让大量普通人都拥有了创业机会,没有什么进入壁垒。  “浙江百万农民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独特现象,使浙江实现了快速消费品国内外市场占有率高、农民生活富裕和区域经济繁荣的良好局面。目前,如将个体经济户算进来,浙江5000多万人口中,有330万个经营主体。如果按全省200万个企业去估算,这相当于全省平均每25个人拥有一个企业。如按照每个企业平均有5个股东,那平均每5个浙江人当中就有可能有一个老板。  没有浙江产业集群的成长,就没有浙江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浙江成长的奥秘。靠着这些中小企业的成长和非农就业人口的集聚,浙江自然而然萌发了城镇化的冲动。  因此,可以说,浙江城镇化的动力完全来自内部,浙江城镇化的模式恰如其工业化道路是草根式的,是内生型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这种网络式的城镇化,尽管是分散的,也没有靠大城市支撑,也能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因其有产业支撑、有人口支撑,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营报》:浙江城镇化成功的经验主要有哪些?  卫龙宝:首先,浙江的城镇化没有太多中央投资,都是内生性的、自发的。此外,其城镇化是与工业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工业化永远没有城镇化,实现不了可持续增长。城镇化必须要有经济支撑,要有产业支撑。浙江产值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300多个,每个产业集群背后都支撑着一个镇,或是城市。有了产业的支撑,就不会出现其他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空城”“鬼城”现象。  其次,浙江的市场化程度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要素市场,要素流动快。比如在“两分两换”试点区域,农民可以用宅基地换安居房,承包地换社保,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横亘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城乡壁垒。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表明,农村整理出来的宅基地指标可以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这又为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创造了条件。什么是城镇化?有的人理解成土地城镇化,或者是户籍城镇化。我认为要素的流动尤其是要素的空间集聚才是真正的城镇化,只有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能够快速地流动,才能推动真正的城镇化进程。  此外,浙江成功的另一个经验是政府部门很少扮演调配资源的角色,更多地是管理的角色。所以浙江尽可能地将权力下放到县乡镇一级,让基层政府发挥市一级的作用。这样浙江的城乡差距就比较小,浙江的富裕实际上是农民的富裕,不是政府的富裕。  《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浙江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依靠市场的力量。那么你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卫龙宝:实际上,浙江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也遇到很大的阻力,比如很多农村中小企业不大愿意搬迁到县城,由于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教育的担忧,对高房价的畏惧,对土地的依赖。这些都拖住了农民和企业进城的后腿。政府如果不加推动,城镇化进程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地方政府要加强产业扶持、创造培育要素市场、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难题,政府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保障农民权益不受侵害的基础上,将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交易形式转化成工业用地,实现农民与企业的双赢。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公开数据显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城市,建制镇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中国进入了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期。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国城镇化发展当中目前又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屏蔽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鬼城”现象?就以上问题,《中国经营报》约请了区域经济和城镇化研究专家进行了专题讨论。  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  《中国经营报》:何谓城镇化?是否是农民进城了就是城镇化?  向春玲:我认为城镇化是涉及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综合性的现代化现象,城镇化预示着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同时又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而引起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变化的过程。它既是经济现象,又是社会文化现象。是农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的过程,是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变化过程。城镇化还是一个城市文明向农村渗透延伸的过程,它是双向的,涉及到人口、社会、环境、经济、文化,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的综合系统工程。  孙久文:如果只是把农民集中在一起居住,他所从事的还是农业,距离城镇化还是比较远的。  事实上,让农村人进入城镇,这只是城镇化的第一步,也只是解决居住方式的问题。进入城镇之后,他们的生产方式一定要发生变化,要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这些职位或由政府提供,或者是进城者自己主动寻找或创业。  城镇化还有一个内涵就是农村的居民在文化上接受城市的文明。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包括,仍然居住在农村的人们也应该接受这个观念。此外,城镇化的质量也应该重视,要在哪些方面真正改变,需要有个明确的标准。  肖金成: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这其实也是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如何解决农民工的保障问题?怎样才能使农民工在城里像个城市人?是需要政府考虑的。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和父母多数还生活在农村,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怎么把这些人接进城里来,接进城里来出了问题政府要承担这个责任,这不仅是城市和城镇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城镇化需要均衡发展  《中国经营报》:从经济学角度,城镇化率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中国需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是必然趋势,高质量的城镇化,是发展的目标,但城市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定的条件。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是城镇化率高低问题,而是质量问题。我国城镇化目前为何会面临质量不高的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张乃剑: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明显脱离实际,大批新建的城市水泥森林建筑,并不能完全代表城市的功能,尤其是城市户籍管理的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进城的农民和大学毕业进城就业的学生,并不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由他们造,由他们建,但他们缺乏城市户口,缺乏稳定的职业,缺乏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养老、同工同酬等福利待遇。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受歧视成为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在大批进城农民中间,潜伏着不稳定的风险。另外,随着城市空间的无限扩张和人口的高度集聚,各种“城市病”开始出现。社区管理严重滞后,各种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难题。  冯奎:“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未来我们的城镇化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但我们的政策,特别是公共资源支持的方向,和我们要发展的城镇化重点并不一致。这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比如土地资源,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市辖区以及国家级高新区,建成区的面积从2000年到2010年增长了95.8%,而同期中国县级以下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增长了50.9%。  我们看到大量的土地指标用于支持地级以上的城市,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土地向高等级城市集中的现象。西南某省几乎一半的建设用地用于省会的新区建设;西南另一个省的省会城市的建设用地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河南省到2020年用地的96%为县级以上及省级产业集聚区,小城镇用地指标只有4%。  从财政收支看,2010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预算内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28.8%;而支出则占到35.1%。从公共服务差距看,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床位数和人均医生数分别是县和县级市的
1.97、2.6、2.8倍。  反过来从人口来看,城镇化本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和集聚,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向农村覆盖的过程。然而,2010年中国直辖市吸纳城镇人口比重为9.4%;省会城市吸纳城镇人口为14.5%;地级市吸纳城镇人口的比重为30.5%;县级市吸纳人口的比重为16.1%;建制镇为29.5%。如此看来,地级以及地级以下城镇吸纳了七成多城镇人口。  我们的资源在流向一些等级比较高的城市,而人口流向是集中在等级相对较低的城镇,反差就在于政策支持的重心和我们计划推进的城镇化的重点区域不一致,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肖金成:如果农村好,农民是不会进入城市的。江苏、浙江农村那只是中国一部分,不是全部,到中西部去看看那里的农村,一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群体还有2亿多人。我们要看到,不是圈一块地就是城镇化,更不是在农村建一个四层楼就是城镇化。  对于农民来说,他进入城市或者城镇是为了赚钱,哪里有就业岗位,就往哪里跑。由于国家的资源集中投入到了大城市,小城市发展不足,就业岗位不足,因此,大部分农民工最后还是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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