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两五”乡镇化将迎去“拐面”

城镇化被认为是“最大”的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强大的拉动力。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化率也存在“虚高”现象。他认为,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影响。  同时,有舆论认为,“十二五”对城镇化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的定速过低。陈锡文回应称,未来低成本推进城镇化的很多因素正在消失和改变;已经实现的所谓城镇化率还有很多不真实的因素,需要让其逐步真实起来,让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这可能比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更重要、更有意义。在今后5-10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在“十二五”时期,一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一共提高4个百分点的难度很大,城镇化速度也不低。值得注意的是,陈锡文不是唯一强调城镇化速度必须得到控制的人士。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杨伟民在日前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也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确定城市的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提高建成区的人口密度,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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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化率也存在“虚高”现象

内容摘要:新华网上海3月28日电过去十年提升至47.5%,年均增速1.13个点;未来五年目标达到51.5%,年均增长0.8个点–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似乎面临着减速。个中原因何在?很多人进了城,但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人口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

记者:过去10年,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很快,为什么能有这么快的发展?

新华网上海3月28日电过去十年提升至47.5%,年均增速1.13个点;未来五年目标达到51.5%,年均增长0.8个点–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似乎面临着”减速”。个中原因何在?

陈锡文:过去10年,是中国城镇化推进速度比较快或者最快的时期之一。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36.2%,城镇人口4.6亿人。到去年底,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47.5%,城镇人口大约是6.3亿人,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1个国家,而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城镇人口足足增加了1.7亿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接相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很多人进了城,但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人口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未来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若干”特殊因素”将会弱化。在城镇化速度相对降低的同时,大量农民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口亟待弥补,真正加快”人口城镇化”。

记者:有人认为,过去若干年,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很大,存在着一些不可持续因素。

中国”十二五”城镇化:”拐点”到来”减速”推进

陈锡文:的确,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低成本城镇化道路,城镇发展是建立在低成本获得城镇建设用地、廉价使用劳动力、环境承载严重压力基础之上的。尽管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大量的矛盾没有化解,遗留的问题很多。近年来,地价房价、资源品价格以及劳动力价格持续较快上涨,今后城镇化的成本将明显提高。

51.5%的城镇化率意味着什么?在26日于上海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陈锡文说: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将迎来一个拐点,城镇人口数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

还要看到,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按国际惯例进行,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中国城镇化的成就令世人瞩目。200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36.2%,城镇人口约4.6亿人;至2010年,城镇化率已增加11.3个点至47.5%,城镇人口约6.3亿人。10年里,中国增加了1.7亿城镇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陈锡文说,要知道,现在全球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只有11个。

-城镇化应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不过,根据规划,我国在”十二五”末城镇化率将达到51.5%,较去年增加4个点,”降速”明显。原因何在?陈锡文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但也跟三个”低成本因素”有关。一是土地等资源成本过低,在目前体制下,部分地方政府能够出面强制性地获得低价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推进城镇化;二是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获取劳动力,大量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在就业的城市往往得不到足够的社会保障;三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污染的排放代价非常低。

城镇化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

“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失去或改变这些被看做优势的’低成本推进’因素。”陈锡文说。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通过“拆村并居”、“农转非”等形式加速推进城镇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您说城镇化率并非越高越好,对此怎么理解?

为何城市里见不到”老农民工”?

陈锡文: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水平比我们要高,但大多数都在80%以下,这里面可以进一步做分析。比如,在日本,虽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约有1/4的人生活在农村。德国的情况也很相似。这说明,只要建设好农村,农村也是宜居的,大量人口仍将在农村生活。所以,并不是不种地的人都要进城。而一些城市化率超过了80%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存在大量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居民。由于这部分人口没有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使城市里出现了不少贫民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上述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提出的一个问题引发与会者深思:”为何城市里看不到老农民工?”

无可否认,城镇化是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像把核能装在反应堆里,控制好了,电能就会不断出来。但如果没有这个控制能力或者没能得到很好处理,就可能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我的孩子在城市没法读高中,只能回老家”、”城市生活水平太高,这点养老金根本不够用”、”城市看病太贵,报销比例太低”……这是记者和农民工交流时经常听到的话。

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影响。推进城镇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量力而行,不能超前。

樊纲说:”过去城市对农民工说’欢迎大家来打工’,但是你们得回去养老、生孩子、看病,你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结果,城市里只有能打工的年轻农民工,而没有年老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化,从而过早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记者:为了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有的地方在推动户籍改革,要求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此您怎么看?

有观点认为,目前的城镇化率有”高估”之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去年9月公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指出,中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属于”半城市化”,距离”全城市化”还有很大距离。

陈锡文:打开城镇的门,让愿意进城、有条件落户的农民进城落户是好事,但不能借这个机会低价甚至白拿农民的土地。依靠农业、农村、农民的积累搞城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阶段应该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只要农民工符合在城市有稳定就业、有住房、缴纳一定年限社保金等条件,城镇政府就应该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其市民化待遇。各地城镇应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等情况规范开展户籍制度改革。

“严格来讲,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可能要打个七五折,估计是35-36%之间,”陈锡文说,”这不仅仅是对城镇化水平的估计问题,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些过去未了的事情现在必须认真补课做好”。

-“十二五”城镇化率目标已经不低

城镇化应”好”先于”快”

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说:”‘十二五’把城镇化速度确定为每年0.8%,低于许多人的预期。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导向,就是要总结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道路。”

记者:“十二五”规划把城镇化速度确定为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低于许多人的预期。高速推进的城镇化似乎面临“减速”,原因何在?

让进城农民工成为”市民”,是城镇化”又好又快”的必然要求。”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是土地及物质形态的城镇化,高楼大厦起来了,城市面积扩大了,但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镇化当中。”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说,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首要任务,这是下一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陈锡文:“十二五”规划当中真正用到数据的目标并不是很多,城镇化率是其中一个。在未来5年中要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提高4个百分点,也就是到2015年末城镇化率达到51.5%,和过去相比,这个速度显然不是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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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刚才的分析我们能看到,未来低成本推进城镇化的很多因素正在消失和改变;已经实现的所谓城镇化率还有很多不真实的因素,需要让其逐步真实起来,让符合条件落户的农民工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这可能比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更重要、更有意义。在今后5到10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十二五”时期,一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一共提高4个百分点的难度很大,城镇化速度也不低。我们要总结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纠正偏差,提高质量和效益,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他说,不过人口的城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首先要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于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也要改善对他们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加强对他们权益的保护。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行不悖

陈锡文还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单独地考虑大城市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口太多了,仅靠大城市难以维系。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并不是说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城市的功能关系”。

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让生产能力合理分布,不要都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

另一方面,要坚持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可能达15亿人左右,城镇化率可能达70%左右,仍有30%生活在农村,也就是4.5亿人。”如果不把农村建设好,小康社会、现代化都无法实现。”他说。

记者:有观点认为,如果走一条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的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量将会大幅上升,因此,发展大城市势在必行。但近年来,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中,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开始显现。对此您怎么看?

陈锡文:新的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我在北京住,每天早晨上班,10公里路,坐汽车去,正常情况下用35分钟,稍微有点堵就是45分钟,10公里路要这么长时间,效率太低。很多地方都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国外的特大城市是由几十个、上百个小城市组成的,每一个小城市都有它独特的主体功能、比较完整的服务功能。居住在里面的人,若没有特殊的需要不必离开他所在的小城市。所以大城市本身的概念或者它的形态和结构是什么样的,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中国人口较多,单独发展大城市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实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优化生产力布局,调整偏重发展大城市的格局,这样才有可能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要在优化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找准大城市的主体功能,将一些功能疏散到周边地区,真正形成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支撑的城镇化格局。长远来看,只有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逐步减弱行政的控制,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局面。

-城镇化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

到2030年,仍有4.5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仍不能放松

记者:再过一两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就会达到50%,以后会越来越高。有人认为,通过城镇化,农民数量会加速减少,“三农”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锡文:中央反复强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因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农村人口数量仍然巨大。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农村人口数量很快就会减到一半以下,但仍有6亿多人。有专家做过测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人左右,那时候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但农村人口仍占30%,也就是说,仍有4.5亿左右的巨量人口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让他们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城镇化会解决一部分“三农”问题,但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城镇化就完全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记者 于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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