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两会”议调控 政府当转型

政府频繁以行政化手段干预市场的倾向,源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任重道远。  3月3日,北京。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开幕。而此时,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秦晓的一份提案,仍然在紧张的修改当中。经历了贯穿2010年严厉调控的经济界人士们,多少都对秦晓的这份提案,有些期待。  尽管这仅仅是一份针对利率市场化的提案,但其中可能包含的对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利弊分析,在“十二五”规划成为焦点议题的2011年两会上,显得十分切中要害。  不仅秦晓。包括刘永好、郑新立等企业界、经济学界人士在内的政协委员,都提出了对改善与丰富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经济发展的期待。  站在“十二五”门口的中国经济,当面对去行政化之考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也站在路径重新选择的当口。  不确定的风险  要给自己手下的销售人员放假,孙晓东总是心里有几分异样。他所供职的京宝行,是北京销售宝马汽车规模较大的4S店之一,问起他希望两会传达的信息,他说最大的希望就是政府的政策不要在短时间内出现“180度”的“方向逆转”。  他所言的方向逆转,便是北京轰轰烈烈的交通治堵方案。兔年春节之前,北京开始执行严格的机动车总量控制方案,其中,车牌摇号是为核心。这让北京的汽车销售市场一夜之间降到冰点,但对于这一点,是在孙晓东意料之中,并无太大的意外。  “问题在于,2009年的时候,整个汽车消费还是被国家鼓励的。”孙晓东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那一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用了投资拉动、扩大消费的宏观政策,作为主要的大宗消费品,排量1.6以下的汽车购置税被减免。这一政策大大刺激了当时的汽车消费市场。  孙晓东告诉记者,基于当时的这一市场需求变化,大规模的扩充销售人员队伍成为了他所供职的企业最主要的策略之一。但是,到2010年底的时候,购置税的减免不再延续,但最让他们难以预料的是,北京一月2万张车牌的严厉控制。  “我们的销售队伍是按照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下的市场环境组织的,但政策一下180度的逆转,销售人员显然过剩,我们预料不到这个政策的变化,只能应对,放假是最简单的办法。”孙晓东说。  孙晓东的感受与身为政协委员的秦晓理性思考一脉相通。在他所提交的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提案中,秦晓明确表示,应当遵循市场中资金与需求的供需关系,以此作为确定利率水平的基本依据,并以此为基础,增加企业或资金使用者对于利率水平调整方向判断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以降低企业决策过程中的政策变化风险。  这便是身居庙堂的秦晓与江湖之远的孙晓东,面对政策的共同感受所在。  谁应该是主导者

3月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笑称,我的提案表明开发商身上也留着道德的血液。  许家印的职业身份是恒大地产的董事局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加快城中村改造的提案,他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他用“增加供给”的方式,解决目前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  同样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星河湾地产董事长黄文仔向记者表示,在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压顶的时代,即便豪宅出身的星河湾,也愿意参与保障房的建设,只是在现在的广州,他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限购与保障房抑或改革住房机制,哪个才是政府调控楼市的正途?  行政限购  来自广东的黄文仔国语并不好,但身为来自社会保障界的政协委员,他还是极力希望向记者表达自己对“轰轰烈烈”式的“限购住房”的担忧。尽管他在此前还向记者表示,作为社会保障界的委员,他不会提交有关房价方面问题提案。  “就拿广州来说吧,广州执行限购政策之后,今年的楼市总销售量,恐怕要减少60%以上。”黄文仔说。在他看来,这是对房价最有冲击的一项调控政策。在他之前,北京的开发商们已经详细而周密地计算了新限购令下北京一年可售房屋的总套数,不过8万套上下,相比2010年全年11万套的销量,3万套的削减量,让开发商胆战心惊。  从兔年春节长假过后开始,上海、北京等地相继落实国务院楼市调控政策,出台了严厉的限购措施。  但是,在全国政协委员秦晓看来,行政化限购政策的效果却值得商榷。他反问记者,在1997年房改之前,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都是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的,“效果如何?”他认为,正是因为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居民的住房条件才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中国的房价问题,归根结底是两个原因,一是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事权过多,财权过少,使地方政府为解决钱的问题,而导致土地市场的高溢价;二是流动性过剩。”秦晓说,在这样的背景下,限制居民以合法收入所得购买房产,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基本原则的。  秦晓坚信,即便行政性限购的手段能够在短期内起到效果,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性手段不可能长久使用,即便长久使用,最终造成的市场要素扭曲,也未必能够起到理想中的效果。  涨价归因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土资源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为2.7万亿元,同比增收70.4%。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更是坦言,海南当年度财政收入的60%来自土地财政。  黄文仔则向记者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兔年春节之前,星河湾有意进军西安市场。黄文仔赴西安与当地政府官员接洽,地方政府表示欢迎星河湾到西安投资开发。当时,当地政府方面的人士告诉黄文仔,他看上的那块土地,大概每亩的价格在160万元左右,黄文仔觉得尚可接受。  然而接下来的过程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告诉记者,最终这块土地经过拍卖,以504万元/亩的价格成交,尽管黄文仔一再强调,自己不想谈房价地价的敏感问题,但他还是表示,从160万/亩到540万/亩,这样的地价上涨无法让房价不上涨。  在秦晓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目前的房价问题,而其核心就在于在这一模式下,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一方,掌控了大量的资源,这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土地。  “在改革初期,中国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是不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而一旦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企业的赢利和价值就会发生变化”。秦晓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城镇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问题的根子,还在政府主导经济的理念和模式上。”  许家印则相信,只有真正的增加市场供给,才能够得到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效果。正因如此,他告诉记者,他本次政协全会提交的提案内容,便是加速城市城中村改造的进程,通过改造城中村,盘活城市的存量土地,以增加房地产供应,而这一点思路的实现与推进,则需要政府的重视甚至是制度创新。  调控归途  让黄文仔感到多少有点欣慰的是,三年来一直坚持的有关保障房的提案,终于在2011年变成现实,“1000万套保障房,尽管来得有点晚,但是也还算及时。”黄文仔在商不言商,话语直白。  在两会召开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二五”规划中,需要特别注重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进一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力争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  显然,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庞大计划正是“准确界定政府和市场分工”的最佳注脚。“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目前的低收入家庭大致在1580万户左右,2010年开工建设了580万套保障性住房,加上2011年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总计1580套保障性住房,将对1580万户的低收入家庭实现完全的覆盖,此后再逐步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原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向记者表示。  为解决庞大的保障性住房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李稻葵的提案将主要提出对保障性住房的融资解决方案。他认为,通过收取房租等,保障性住房可以形成地方政府的良性资产,因此资本市场包括银行都会感兴趣,但目前保障性住房融资制度尚未明确方向。  李稻葵建议建立一种制度,让地方政府公开透明地去融资,并借此通过外部力量监督保障性住房的运行。

民建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准备的33份提案当中,超过2/3与宏观调控有关。  有如“十二五”规划势必成为全国两会无法躲避的热点议题一样,在即将开局的“十二五”规划中如何完善和改进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及技术,亦是难以绕开的话题。过去一年伴随中国经济生活左右的宏观调控,正从细枝末节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即如何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与行政权力的干涉区分开来、“十二五”期间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厘清行政权力与经济运行的边界,将对中国经济在下一个五年中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起到关键作用。  提案聚焦价格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央行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物价水平“高,难以接受”,与此关联的同一组调查的结果则更显示,居民对价格水平的满意程度创下最近11年以来的新低。  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CPI涨幅为4.9%,还未达到外界普遍认为的5%的警戒线,但是,民建中央还是将“价格”作为了自己参政议政的突破口。  蔡玲是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告诉记者,今年民建中央的33份提案中的绝大部分,将围绕与普通民众密切相关的经济生活展开,其中价格是为核心,具体涉及到稳定物价、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如果说,人的体检有‘三高’,那么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体检,也有‘三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当前,高物价、高房价、高成本成为最引人瞩目的3个关键词。  辜胜阻认为,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存在紧密相关的传导机制,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陷入不良循环,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带来巨大的考验。  “高房价、高物价不仅影响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抬升了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且会形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汇率风险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高成本反过来又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生活成本。”他说。  蔡玲则表示,对于价格问题,民建中央建议,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政府既要通过减税、减费等方式减轻企业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又需要帮助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应对和化解高成本。  调控手段之争  价格仅是表象,隐藏在价格背后的宏观调控手段的丰富性以及科学性问题,是两会委员、代表关注的焦点。  秦晓便是其中之一。这位曾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告诉记者,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将提交一份提案,这份提案的主题是关于加快利率市场化。而围绕这一议题,秦晓希望未来在“十二五”规划执行期间,政府能够减少行政性、强迫式的调控手段,增强宏观调控手段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更多地从制度、机制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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