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贺铿:警惕滞胀 多用利率手段

——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  《中国经营报》:近期以来,中央政府在经济工作上的思路,将防范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治理通胀预期放在首位,国家发改委也多次出台限价令,确保各类主要基础产品价格短期不上涨,这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着什么复杂局面?  贺铿:2011年,我对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担忧可能好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担忧。  2010年,我们担心的是“二次探底”,2011年我担心的是出现经济滞胀,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由于从1998年开始为了应对亚洲的金融危机,一直以来我们实施了12年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且一味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已经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地步。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至少凸显出来四个问题或者四个问题的加大。一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而且显示出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成本推动通货膨胀恰恰就是经济滞胀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债务风险,我们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巨大,效益又很低,因此相关部门是债台高筑。三是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明显,金融风险压力加大。四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得进城谋生的农民加速增加,城镇就业的压力加大。  《中国经营报》:目前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滞胀的风险,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贺铿: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经济滞胀,所谓经济滞胀,首次出现在美国的70年代,它是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交织并存的一种经济状态,我们现在唯一的不同,是经济增长率较高。最高甚至超过10%,不过,这个“高”是投资拉动的高,而不是真正由经济自身的需求拉动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基于紧缩性政策,不过,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言,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治理滞胀,并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你认为怎样的手段是有效的?  贺铿:第一,我们的宏观管理应当由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以供给管理为主,认真地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扶植低利润、高就业的行业发展,以增加就业。要实行差别税率和差别工资津贴,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千方百计地促进全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二,实行紧财政、宽货币的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它主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依靠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在总量控制上过多地做文章,要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地进行贷款,但前提条件当然是保证资金的安全。  第三,要下力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内需就不可能扩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就不可能增强。但是从现在各个省市的“十二五”规划透露出来的情况来看,我看还是在一味地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怎么样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怎么样保民生?这个问题不突出,多数省都在提GDP翻番、财政收入翻番,没有看见有居民收入翻番的提法。  第四,要稳定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以促进经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有的部门的意见是非常不一致的,我一直不赞成人民币升值,因为升值没有任何道理,凭什么要升值?  第五,要尽快出台房产税的办法,如果不出台房产税征收办法,不征收房产税,房地产当中的投机行为就不可能得到遏制。房地产的泡沫不但不会消除,而且会进一步扩大。如果我们在2011年房地产的问题还解决不好,经济当中积累的危险性就会越来越大,而且老百姓的意见也会越来越大。  第六,要认真转变执政理念,切实将GDP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到以民生问题为目标。我曾说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归根到底是各级政府要真正转变执政的理念,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而不要围绕一个GDP去做各种各样的努力。

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央行自去年以来已经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达20%的历史高位。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加息手段会否继续启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对以数量型为主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不能用得太多,未来货币政策应该转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手段。  《中国经营报》:政府将今年CPI目标控制在4%左右,3月CPI为4.9%,对于今年通胀的形势你怎么看?  贺铿:CPI应该有一个控制的范围,如控制在3%~5%之间。经济增长在9%左右,CPI应该在3%~5%比较好;低于3%,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不容易让经济有活力;高于5%,会影响较多人的生活,也不好。  今年的重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追求GDP增速,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比去年大,但是超过5%的可能性不大。  而今年通胀压力为什么比去年要大?第一表现为成本推动,由于前些年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有些过度,一些上游的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下游产品当然成本就增加了。  第二是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导致居民工资增加。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问题,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水平在提高,产品的劳动成本当然也就提高了。  第三是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要保证农民的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必须使农副产品的价格维持一定的涨价因素。  第四是中东等国际局势不稳定,国际上的一些炒家把大宗商品的价格炒得比较高,比如油价、铁矿石等等,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了。  但是,我想强调,今年的通胀还是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胀,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胀,所以只要政策得力,通胀控制在5%以内没有问题。政府现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狠抓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这是稳定CPI最主要的根基。只要气候不出现大的异常,粮食生产不会存在问题。同时,政府对流通领域中的投机行为采取有力打击。综合看来,我认为今年通胀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通胀的问题不大,你最担忧中国经济的风险来自哪里?  贺铿:我比较担忧中国面临的滞胀风险。所谓滞胀就是说物价水平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高,而经济又增长得不快。滞胀的现象曾出现在美国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由于美国过分的实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造成的。1939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就主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行扩张财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政策就造成了六七十年代的长期滞胀。  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现象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悖论,凯恩斯主义说高失业和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存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它同时存在了,这就是滞胀现象。  中国滞胀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是存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从去年以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而且这种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形式,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恰恰就是滞胀的一个特点。  第二点是从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就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更强,扩张财政正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导政策。实行了这么长时间的扩张财政,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现象。  这种扩张的财政政策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水泥、钢铁等行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经济结构。中国从1998年以来,修了许多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支线机场,这些在将来也许会产生效益,但是经济是有规律的,过分超前地投入建设这些领域,就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可能长时间内出现滞胀现象。  《中国经营报》:如何应对滞胀风险呢?  贺铿: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共同的看法就是要加强供给管理,过去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管理为主,我们现在应该过渡到以供给管理为主,才能够防止滞胀。在这个问题上,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强劳动就业培训,尽可能支持、容纳比较多的就业人员行业的发展,减少失业,使人们的收入增加;在税率方面,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让资金和人员合理地流动,使经济能够逐渐地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这才有可能缓解滞胀风险。  《中国经营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搭配?  贺铿:我主张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要逐步从紧,今年赤字还可以小一点。在货币政策上,汇率要基本稳定,利率也要逐渐的市场化,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调控不能频繁应用。  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应该运用利率这些市场因素较多的调控手段,而不要过多的强调控制总量,也就是说,在强调商业银行要保证资金的安全性下,银行有钱就应该贷,经济需要钱就应该贷。  而利率是货币政策当中起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起一些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转向利率手段,才能真正管住通胀预期。  中国的货币很多,资金很多,有七八十万亿元的存款,还有很多国外的资金,同时外汇储备量也很大。因此央行提出,钱总得要有一个池子存放。我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池子就是储蓄,让老百姓感觉到钱可以比较安心的放在那个大池子里头。  老百姓的钱放在这个池子里头有很多好处,一是银行有资金放贷,贷给那些需要钱的企业和地区去发展经济;第二是这些资金不至于在外面去炒作资产价格,这是存在风险的。所以应通过利率市场化,提高资金价格,保证储户的基本利益,让钱储存在那个大池子里面。  我一直不主张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如果仅仅是对美国有好处,对中国没有好处,那就不能这样做。如果说出口多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偏低,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办法,比如说调整减少出口退税,还有提高出口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必要一定让人民币升值。

作者 沈燕

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 1

图为建筑工人骑车经过上海市内的一条街道。REUTERS/Aly Song

北京1月7日 –
鉴于经济下行压力仍大,市场普遍预期中国今年会将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不过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认为,在防范金融危机的前提下,2015年中国经济会略好于2014年,并建议今年的指导性经济增长目标不宜改变,仍保持在7.5%左右。

他在接受专访时称,当前经济形势总体稳定,预计2014年GDP增长7.4%。虽然2015年经济下行、物价上涨压力依然存在,但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滞胀,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三到五年;而结构调整至正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加快创新步伐。

“滞胀是因为长期过度投资,形成经济结构失衡,内生动力越来越弱,高速增长不可持续。2010年经济开始下行,扩大投资已经没有效果。”贺铿称。

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14年四季度加快投资审批速度,发改委批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累计投资额度已逾万亿元人民币。

贺铿认为,过度投资产生的问题主要有四个:分配结构失衡,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缺乏原动力;燃料、原料等上游产品涨价,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财政、货币双扩张,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以及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

他指出,2015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金融风险。以高杠杆、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积累的隐患很多,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产生大面积资金链断裂,形成危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此前发布报告预计,2014年中国GDP料增长7.3%,2015年则将增7%左右呈现稳中缓降态势;政策方面建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

世界银行去年10月底曾表示,中国可以承受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同时仍能保持就业市场的稳健,但世行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设定刚性的增长目标。之后包括申银万国证券及摩根士丹利华鑫等诸多机构也纷纷预期,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有望下调至7%左右。

中国2014年初确定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是7.5%左右,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要待3月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才会公布。

**应对滞胀加快创新**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贺铿认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增强,表现在三产比例上升,产业结构有所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以及城乡差距趋于缩小等。

他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我理解的新常态主要是转变经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而不是必然降低发展速度,进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他称,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像日本一样,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中国经济总量虽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并不富裕,综合国力不强。据有关国际组织统计,2013年,在全球181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中国人均GDP排名第86位,人均收入排名89位,富裕指数排名101位。

贺铿认为,要应对经济滞胀,只有加快创新发展,这方面中国空间仍然很大。与日本比较,中国30年高速发展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和投资驱动;而日本30年高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创新。同样引进技术,日本很快消化了,成了日本技术;中国引进技术却绝大多数没有变成中国技术,仅仅是产品中国制造。

“同样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日本出口的是高附加值的日本产品;我们出口的大多数是中国制造的外国知识产权产品。”他说。

他并指出,转换发展方式中国提倡了30余年,始终没有转换,归根结底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建立创新机制。创新机制的建立,要靠改革,靠政策。

“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工资政策,都需要改革,要让财政、税收、工资政策引导、乃至逼迫企业创新,让创新者得利,不创新者不得利,大创新得大利,小创新得小利,不创新不得利。”他称。

近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部署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议,强调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

同时,要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扩大开放,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我认为这四点非常正确。但是应该有具体措施跟进,否则落不到实处。”贺铿称。

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开通此服务。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