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优化建筑质量可帮助人们抵御自然灾害

2月27日早,8.8级强烈地震袭击了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智利,有专家估计,其危害程度是1月海地7.0级地震的500倍。虽然凶猛的地震灾害给智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方公布的伤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从破坏和死伤指数角度分析,较海地地震后无家可归民众和贫穷程度,智利的本次地震情况更为乐观——在地震发生后的5个小时,首都圣地亚哥和智利中部部分地区开始恢复通讯,当地居民用移动电话与家人、朋友取得联系。  制度
建筑  3月31日,联合国将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智利和海地的地震灾难无疑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但更多人们已经将会议的基调定为”如何更好的帮助海地共和国重建”.其实,众多援助国政府都清楚,智利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强悍地震中将损失降到最低,其”严明的国土纪律”和”过硬的建筑风格”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首先,智利对于其政府和部队的纪律建设十分重视,杜绝一切违规、犯忌的行为,与此相对应的是严酷的惩罚措施和高昂赔偿;而海地,政府腐败和玩忽职守,已成为全世界最为头疼的难题。在柏林举办的一项非营利性、公开、透明化全球腐败指数国家测评活动中,依照国家政府腐败程度的不同,按从少至多排序:智利位列第25位,而海地名列168.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在地震后,智利总统Michelle
Bachelet能够走上街头,令人欣慰的安抚国民惊慌、狂躁的情绪,而海地总统Rene
Preval则毫无反应的几个星期等待着救援,这种行为再恰当不过的被视为”擅离职守”.说起智利和海地所处位置,均位于板块地震带的断层处,是地壳地动的直接”受益者”.正因为这极具特殊的地理环境,智利政府对本国建筑业进行了”严格管理”:他们尝试授权新型抗震结构的房屋设计理念,要求将类似橡胶物质、具备特殊平衡力的材料纳入建造体系中,这样当地震袭来,任何建筑物和房屋都是横向摆动、内部连接件会顺着地动的方向弯曲,而不是传统建筑体系的不堪一击,直接倒塌,并将建筑的损伤程度降到最低。海地,则与此正相反,政府对于建筑施工不仅没有特殊要求,如果工程师或者建造者采用贿赂的手段收买了检查人员,那么在用料和选材时会更加”节省”.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地震后,海地联邦建筑物13-15幢大楼叠加倒塌的原因,同样揭示了2008年太子港郊区一学校倒毁,91名师生死亡,校长被控过失杀人,最终令人惊讶的发现——各教室房屋之间仅凭借简单的砂浆、泥灰作固定。  意见不同  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对话论坛上,副总统Michael
Shifter认为,2010年年初,地球的运动让人类见证了两次浩劫,对于被援助国智利而言,政府之前的有效措施和快速反应为他们在家园重建工作中赢得了信任,争取了更多援助和社会回报;但海地则不同,通过援建希望他们能改变过去腐朽、混乱的治理结构,重拾国际信心。  当然,也有人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将两个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国家,在未来发展方面做过多的判断是毫无意义的。海地共和国——一个西半球几近最贫穷国家,不可能同拉美地区人均GDP最高的智利相提并论。面对灾难,我们能做的就是扶持海地从新站起来,而对于受伤的强者而言,就是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壮大更加富强。  后续  海地,1801年法国奴隶社会赢得独立而建立的共和国,一个长期处于经济不利地位,被世界众多强国歧视的西半球国家,在经历了一场”雪上加霜”的地震后,更加需要国际社会的援手。正如海地总理Jean-Max
Bellerive所说那样:我们的家园重建,不仅仅是物质和生活,更多的需要破除坏的、腐朽的制度,在人们心中重建一个全新的海地。而对于智利的发展也非一日之功,他们在历经17年破除军事独裁后,才慢慢将经济建设引入正轨。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个王朝的最终兴衰灭亡,展示给世人的都只是一个结果,而其中复杂曲折的过程可能少人问津。所以,当我们评判一段历史的对错,或一个国家的功过时,更需要的是客观、公正,对于那些弱者,我们能够给予的不仅仅是同情,还有爱心和援助……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研究院分析师)

在为遇难的同胞感到悲痛之余,我们也要反思,这场灾难有多少牺牲是可以避免?真正决定了地震死亡率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伦敦3月22日电(记者 Olesya
Dmitracova)—专家表示,在新建筑中安装活动护窗或使用钢筋柱,这是防止自然灾害中建筑物倒塌伤人的简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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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和灾害专家表示,1月份海地发生7.0级地震时,糟糕的建筑质量是造成众多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海地总统称有多达30万海地民众死于地震。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地震灾难发生频仍,在地震中遇难的人亦不计其数。

2月,智利发生的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造成大约500人死亡,智利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建筑物的强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抗地震冲击。

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7.8级地震,3000多人遇难(约6000多人)。

联合国减灾署署长瓦尔斯特伦(Margareta
Wahlstrom)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你无需对自然灾害感到无助,你可以建得更安全,你可以建得更好以减少财务成本和生命成本。”

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7.8级地震,24.2万多人遇难(震源深度12公里)。

“人们往往并非死于地震,而是死于地震中建筑的倒塌。”

1995年,日本阪神发生7.3级地震,约6500人遇难(震源深度16公里)。

瓦尔斯特伦表示,尽管有些国家致力于建造可以抵御热带风暴、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建筑,但许多国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後。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8.0级强震,6.9万多人遇难,1.79万人失踪(震源深度10公里)。

瓦尔斯特伦表示,建筑安全从来没有被纳入国际发展政策中,但她表示经历了海地和智利的灾难後,她希望建筑安全能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2010年,加勒比岛国海地发生7.0级地震,22.25万人死亡(震源深度10公里)。

编译:靳怡雯 发稿:胡昱

2011年,日本宫城发生7.4级地震,4人死亡(震源深度4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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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数据不难发现,即便是震级相近的地震,并且震源深度较接近的情况下(均为小于60公里的浅源地震;对于同级地震,震源越浅,破坏性越大,但波及范围越小,破坏性地震一般为浅源地震),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所造成的死亡率却是相差甚远。这其中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悖论”:作为地震多发国的日本,较之其他国家,其地震死亡率可以说是极低。究竟,在这相差甚远的地震死亡率之间,到底是什么在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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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地震死亡率对比 (红线代表发达国家,黑线代表欠发达国家)

2011年《世界发展》期刊上一篇名为《地震倾向性和死亡率预防政策关系》的论文便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文中指出,政府对于地震死亡率的影响具有实质作用。由于不同国家的政府在地震预防工作上的投入力度不同,其地震死亡率也因此表现出差异。

该文提到了以往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现象,譬如:“地震发生越频繁的国家死亡率反而低;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地震死亡率更低。”这是因为,地震发生频率越高和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动力和能力去加强地震预防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以达到降低地震伤亡率的目的。

以日本为例,由于其地震发生频率很高,建立和完善地震预防机制是一件“性价比”相对较高的事情。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日本在地震预警、预防工作上投入了充足的资金及人力支持。据悉,日本平均1年内会举办2次地震演习,日本的家庭高柜子都会安装固定装置以防止地震中倒塌后砸伤人。依托政府和企业建立的信息系统,人们可以从手机或是电脑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的安全状态通知事先设定的联系人。即使在日本债务已占到GDP的200%情况下,日本每年都在追加抗震的预算。

2008年,日本东北部发生7.2级强震时,日本气象厅就预测到地震,3秒后即在电视上发表地震预警:预计4秒后将发生地震。正是这不起眼的数秒,为无数人争取到了逃生时间,最终仅造成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可以说,如此低的伤亡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已经较为成熟的地震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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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腐败问题和地震死亡率的预测关系
 (红线代表腐败问题较轻国家,黑线代表腐败问题较严重国家)

但是,对于地震发生频率不那么高或者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政府花费巨额进行防灾减震建设的意愿会相对较弱。因为防灾减震建设的机会成本太高,而好的抗震建筑又过于昂贵,与其花大力气建设和完善一套使用率不会太高的地震预报、预警和预防机制,政府更愿意把有限的预算投资在回报率较高的其他领域,毕竟只有做出政绩,才能强国稳民心。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部分地区和国家,地震预防机制总是难以得到真正地提高和完善。

除了地震发生频率和经济水平外,国家制度乃至廉政建设对地震死亡率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间接作用。上述论文作者菲利普·基弗认为,一般而言,民主制度国家的地震死亡率要低于非民主国家。这是因为迫于竞争对手的压力,民主制度国家的领导者比非民主制度国家的领导者对灾害事件显得更为敏感。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加之监督力度不足,非民主制度国家的公职人员滥用公款现象往往较为严重,能用以公共安全建设的资金亦随之缩水,因而越腐败的国家往往地震死亡率越高。

2010年加勒比岛国海地贫穷的海地发生里氏7.0级大地震,造成22.25万人死亡,19.6万人受伤,贫穷和腐败的政权制度让海地在灾难中变得不堪一击。据报道,当时世界各地允诺向海地重建捐款13.5亿美元,但是实际上只有2300万美元,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称,因为担心会产生腐败问题援助方都不愿直接捐款,最后援助资金几乎完全绕过海地政府,令当时的海地政府感到十分沮丧。相比国际援助,海地或许更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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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当地时间2010年1月12日下午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这是海地自1770年以来最严重的大地震,使这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面对天灾,人类无力完全阻拦,但不意味着我们在灾难面前只能认“天命”。日本丰富的防灾减震经验已经证明:完善的地震预防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地震中的死亡率。但是,能否建设完善的地震预防机制以降低灾难死亡率,已经不仅仅取决于经验教训抑或技术问题。事实上,对于政府而言,这更是一场风险和利益之间的权衡与较量。

文|黄燕仪  高敏仪  
原文刊载于21商评网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微信公众帐号weixin21c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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