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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两部长访华离去还未走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又接踵而至之时,7月23日的“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上,来自国家发改委、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节能协会等各界代表就2009气候变化发出中国声音,就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亮出中国牌。
中国立场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发改委气候办主任苏伟表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将遵守“四个坚持”原则,即坚持在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减缓、适应气候变化两者并重;坚持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
“从目前看来如果大家都是出于诚心,达成协议还是有希望的,从现在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减排目标来看还是离预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现在大家都在出牌,需要各国进一步的交流谈判。”苏伟看来,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合作、有交流也有分歧。“我们希望通过交流增进共识,而且目前已有初步合作意向,将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等方面采取一些务实的合作。”
低碳之路
日前,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对外合作处处长蒋兆理公开表示,发改委已经着手起草《低碳经济发展指导意见》。结合之前备受关注的新能源发展振兴规划,似乎中国已经在为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增加砝码。
对此,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低碳经济试点会在重点行业和地区率先推行。“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致力于低碳城市的建设,但是也有一些进入了一个误区将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等同于低碳经济,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加强政策引导。”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中国要把低碳经济作为一条长远的发展路线的话,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强制性政策和激励政策,环境税、能源税、碳税都是很好的办法,同时还需加快关键技术的开发和资金的投资。”据汇丰银行数据显示,我国这次四万亿投资中用于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项目投资占了34%。杨富强认为,这种投资应该继续下去,一方面为建立碳市场筹资资金,同时利用投资推进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中走低碳生态型城市,实现工业转型。

7月23日,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独家采访。

10月9日,耗时6天,2000多人参加的“2010年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在天津落下帷幕。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会议。会议结束当天,联合国气候谈判最高级别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给这次会议一个较为肯定的评价——她认为,177个国家6天的努力,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扫除了一些分歧。

苏伟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关停小火电等措施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GDP降耗20%的目标将可能实现。中国正在参与年底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的国际谈判,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到2020年减排25%—40%。

但也有声音认为,这是继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又一次无果而终的会议。因为在减排目标与资金落实等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去年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计划中,有5800亿元人民币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发展绿色经济。

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国,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与态度一直备受关注。虽然此次谈判被认为收效甚微,但是从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若干场发布会透露的信息中,分析人士却看到了中国政府这样的决心:不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的程如何,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伴随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说法是,不论国际谈判的结果如何,中国的决心已定,都将走低碳发展之路。

总理担任小组组长

也有分析人士评价说,在减排的问题上,正因为中国已经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所以,近来的国际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显得越来越有底气——过去,更多地表现为辩护、防守,转变为目前的积极应对。

时代周报: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唇枪舌剑的国际谈判,似乎与中国的普通民众和企业尚有相当距离,但它产生的波纹效应却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践行低碳生活,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追逐低碳经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近来就多次表示,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苏伟:中国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18.21%,仅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2%,湿地的面积比较少,草地是高寒草原和荒漠化草原,海岸线比较长,如果海平面上升的话,对我们沿海地区会有很大的影响。

从辩护防守到积极主动

而且,中国的气候变暖的趋势和全球基本上一致,随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也会增加,农业生产也会有影响,粮食生产不稳定,会减产。水资源也受到一定影响,强降水增加,洪涝灾害加剧。

尽管已经离开中国谈判代表团一年多,但邹骥依然近距离观察着气候谈判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邹骥目前的身份是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的首席代表,作为一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此次天津会议同时举行的边会上,他发布了一份关注中国低碳经济的研究报告。

时代周报:中国对待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则是什么?

对比以往参与的若干次谈判,邹骥说,在马拉松式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始终坚持一个底线:在减排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在底线之外,代表团的姿态与战略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苏伟:第一个原则是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200年工业化造成的气候变化,说到底还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说要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第二个原则,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了大量影响气候的气体,发达国家对历史排放还是要负责任的:美国现在的排放是我们的四倍,甚至五倍;欧洲发达国家也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排放比较高,历史排放又非常多,所以他们应当对气候变化问题承担主要的责任。

过去,在谈判中中国的谈判代表可能会更多地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存在的种种困难,整个谈判表现出的是一种辩护和防守的姿态。但最近几年,中国代表团变得更有自信,敢于向国际社会强调,低碳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都要坚定地节能减排。其中最积极的姿态是,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召开之前,并不承担减排任务的中国宣布,2020年,中国要实现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得不提前进入低碳时代,而这是很多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的。

由于人均和历史排放不一样,而且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需要做两件事,一方面要大幅度减少自身的排放,另一方面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加强能源建设,使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延缓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

在邹骥看来,谈判中,中国代表团表现出的底气,与对未来的承诺,和已经作出的努力密切相关。一个被解振华多次引用的数据是,如果到年底,“十一五”规划确立的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能实现的话,相当于过去5年间,全国节约了6亿吨标准煤,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过程当中,也积极地采取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这也是我们一贯的立场。

在此次天津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不仅举行了若干场新闻发布会公开自己的主张,而且包括解振华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的高级官员还频繁接受境内外媒体的采访。用解振华的话来说,中国以前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立场宣传得不多,现在将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媒体。他还强调,应该多给国外媒体一些提问的机会。

时代周报: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谈判过程中历来不缺乏责难与批评,天津会议也一样。当会期过半时,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在地球的另一端指责中国阻碍了这一轮气候谈判。

苏伟: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政府是非常重视的,2007年中国发布了国家的气候变化方案,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方案的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具体的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承担。去年领导小组决定由发改委管理全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对这样的指责,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反驳说,美国不仅在减排问题上无所作为,还想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把问题归咎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政府按照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积极采取了延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产业结构等。在价格调整方面,取消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实行鼓励性电价。财政方面实施了鼓励能耗改造,节能环保汽车的经济政策。税收方面降低了高耗能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企业环保项目减少了所得税,提高了资源税费的标准,允许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有专家认为,中国代表团这样有底气的回应,源于中国政府在推进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的诚意、决心和努力。这将为国际谈判带来新希望!

压力和挑战

国际谈判下的全民低碳行动

时代周报:气候变化的工作此前由气象局管理,为什么后来交由发改委主管了?

张建宇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天津会议期间,他所在的组织联合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等机构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碳交易的边会。他告诉记者,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说,《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即将出台,这样的法规将有可能极大地推动中国国内温室气体的减排,因为要实现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必须辅以强有力的经济手段。

苏伟:气候变化问题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的协调工作放在气象局,从科学的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的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机构就由气象局转移到国家计委,2007年的时候成立了国家的气候应对变化小组,层次更高了一些,由温家宝总理担任小组组长。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中国可以不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但近年来,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已经把低碳、减排、交易锁定为未来的商机。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过去一两年间,北京、上海、天津都成立了碳交易所,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蛋糕似乎就在眼前。可是,三家交易所成立以来,减排交易的生意比较清淡,大多具有“演示”性质。

时代周报: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的目标现在完成情况如何?

在业界看来,背后的原因是,尽管业界不否认低碳经济未来的大市场,但这个新生领域存在的诸多缺陷让其裹足不前。所以,从去年起,国家发改委就在酝酿一套规范碳交易的制度,希望中国的低碳市场能迅速启动。

苏伟:现在单位GDP能耗在逐步下降,“十一五”期间前三年已经完成10.8%,如果今明两年,每年能够完成5%的话,形势是非常乐观的。今年第一季度的数字是降低了2.89%,上半年共降低了4.9%,明年随着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投入和措施,“十一五”后期的降耗效果也会渐渐地显示出来,相信可能会比较接近20%,也许会超过20%。

事实上,类似这样促进社会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法律和政策,近年来在中国层出不穷。在张建宇看来,虽然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前景不明,但在中国,却已经进入全民低碳的时代。

如果我们能够在“十一五”末的时候,实现20%左右的目标,相当于我们节约了6亿吨标准煤,少排了15亿吨的二氧化碳。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发达国家处于现在阶段相同的时期做不到,即使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在他们也做不到。我们淘汰了小火电机组等行动和措施,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今后几年还会继续淘汰。

在政府层面,几个月前,中国政府宣布,五省八市进行低碳省市试点;企业层面,过去政府要求强制完成能耗消减任务,目前已经有企业尝到低碳的甜头,自主减排;而在公民层面,低碳的生活方式也由小众走向大众。

时代周报:今年底丹麦的哥本哈根会议将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现在的态度如何,希望发达国家承担多大的减排义务?

全民低碳时代的到来与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不断提升的减排力度相关。解振华在解读这种变化时说,中国下这么大力气节能减排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

苏伟:今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对中国来讲就是参与国际谈判,我们期待着在哥本哈根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推动巴黎路线图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只要大家真是出于诚心,达成协议是可能的。

他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发展绿色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利用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可能提高资源产出率,转变我们的发展和消费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可能持续。

发达国家应该到2020年减排25%—40%,这是谈判当中的数字,最后能不能承担这样的指标还要进一步谈判。

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解振华说,“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我们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中国亮出低碳路线

在天津会议上,科技部发布了《中国2010发展中的清洁能源科技》报告,系统介绍了中国近年来的清洁技术进展和前景展望。而这份报告也被业界认为是,未来中国的低碳技术路线路。

这份报告提到,未来,中国将把风力发电作为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替代能源之一;太阳能相关技术还会有长足发展;2020年,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万辆级,实现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战略转型。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说,自从中国政府提出单位GDP二氧化碳要消减40%~45%的目标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份研究,探讨需要采取怎么的措施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在他看来,必要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现有的能源利用效率,大规模地使用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二氧化碳的捕获封存技术。而要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变还需要辅助一系列的经济、税收手段。

在解振华那里,也有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应该气候变化的路线图。他介绍说,首先应该结合国家的五年规划,提出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的分解方案,推动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同时,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和企业,多层次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典型示范,探索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体制机制和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加快形成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其次,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确立应对气候变化在国家发展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解振华说,要根据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标准等作出相应修订,切实保持各领域政策和行动的一致性。

再有,国家应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提出中国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图,把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新能源汽车等低碳技术作为提升国家技术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大力研究发展建筑、交通领域节能减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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